汉东省公安厅，厅长办公室的灯，亮了整整一夜。
祁同伟没有睡。
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后，面前摊开着一叠稿纸，手中的派克金笔时而疾书，时而停顿。
烟灰缸里，早已堆满了燃尽的雪茄烟蒂，像一座小小的、灰白色的坟茔。
钟小艾发来的那三个词——“膝盖”、“程序”、“道德”，如同三把最精准的手术刀，彻底剖开了对手所有的阴谋和算计。
他知道，一张来自京城的、淬满了剧毒的大网，已经向他撒来。
这张网，不为索命，只为诛心。
他可以去辩解，可以去反驳，可以向考察组和沙瑞金一一说明，那些举报信里的内容是如何的断章取义，如何的恶意中伤。
但他知道，那没有用。
因为他的“原罪”，是真实存在的。
那一跪，是他一生都无法洗刷的烙印。
在官场这个特殊的角斗场里，一旦你的道德根基被动摇，你所有的功绩，都会被解读为投机；你所有的雷霆手段，都会被定义为滥用职权。
对手要的，就是让他陷入无休止的、自证清白的泥潭，最终在这场消耗战中，被彻底拖垮。
被动的防守，就是等死。
祁同伟的眼中，闪过一丝冰冷的、如同刀锋般的光芒。
既然你们想用我的过去来审判我，那我就亲手，把我的过去，变成审判这个旧时代的呈堂证供！
他将计就计。他要写的，不是一份辩解书，而是一份“检讨”，一份长达万字的、足以震动整个汉东政坛的、特殊的“检讨”。
……
他开始动笔。
笔尖划过稿纸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
他没有丝毫的犹豫，仿佛所有的文字，早已在他那重生归来的灵魂中，酝酿了千百遍。
他写的不是一份简单的个人情况说明，而是一篇充满了深刻自省和宏大叙事的政治檄文。
在这份题为《关于我个人成长经历及相关历史问题的深刻检讨与说明》的文件中，他没有回避任何一个“污点”，反而将它们当作案例，进行了一场近乎残酷的、淋漓尽致的自我剖析。
关于“膝盖”：他坦然承认了那场惊天一跪。
但他没有将其归结为个人的道德软弱，而是将其定义为一种制度性的悲剧。
他将自己的个人之耻，巧妙地转化为对赵立春时代那种“权力通吃”的旧有政治生态的深刻批判。
关于“程序”：他坦然承认了自己在扳倒李达康的过程中，采取了某些“非常规手段”。
“……我承认，在处理‘9·23’案和后续一系列案件中，我作为总指挥，在某些环节上打破了常规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我清醒地认识到，在当时的京州，常规的程序，早已被腐败分子利用，变成了他们对抗组织审查的‘护城河’和‘挡箭牌’！当规则本身，已经成为保护邪恶的工具时，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，一个忠诚的人民卫士，就必须有敢于打破牢笼，去擒拿猛虎的勇气和担当！”
“我检讨我的‘不讲程序’，但我更要呼吁，我们必须建立一套更完善、更高效的监督机制，让程序真正为正义服务！”
他将对手攻击他的“程序瑕疵”，升华到了改革现有监督体制的理论高度。
关于“道德”：在文件的最后，他进行了深刻的总结。
“……我是一个有污点的人，我的过去，并不光彩。但是，正是因为我曾经在泥泞中挣扎，我才比任何人都更懂得阳光的可贵！一个干部的道德，不应该仅仅体现在他个人是否完美无瑕，更应该体现在他是否愿意为了人民的利益，去与黑暗和不公，进行最彻底的斗争！”
“我今天，愿意接受组织的一切审查和评判。但是，我也恳请组织，不仅要看我的过去，更要看我的现在，看我正在为汉东做什么，看我将要为人民做什么！”
……
第二天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办公室时，祁同伟终于停下了笔。
他一夜未眠，双眼布满了血丝，但他的精神，却前所未有的亢奋。
他没有通过任何常规渠道，而是亲自驱车，先来到了省委一号楼。
在沙瑞金的办公室里，他将那份还带着墨香的、厚达数十页的“检讨”，亲手放在了沙瑞金的桌上。
“书记，这是我对我前半生的一个交代，也是对组织的一份坦白。”他的声音沙哑，却无比坚定，“有人想用我的过去，来攻击汉东省委正在进行的改革事业。我不能让他们得逞。我个人的荣辱是小，省委的改革大局是大。”
沙瑞金看着眼前这个神情疲惫、眼神却亮得惊人的年轻人，内心受到了巨大的震撼。
紧接着，祁同伟又来到了省委招待所，敲响了中组部考察组组长郑国梁的房门。
面对这位以铁面无私着称的老干部，他同样递上了那份“检讨”的副本。
“郑部长，这是我的个人情况说明。里面有我的功，也有我的过；有我的清白，也有我的污点。我相信，组织能够对一个干部，做出最客观、最公正的评价。”
郑国梁看着手中这份特殊的“检讨”，那张古井无波的脸上，第一次，露出了难以置信的震惊表情。
祁同伟的这一招以退为进，格局宏大，思想深刻，瞬间将李达康和赵瑞龙方面那所有针对个人的攻击，都转化为了一场关于“制度反思”和“党性探讨”的理论辩论。
他成功地，彻底地，扭转了整个战场的被动局面。
祁同伟没有睡。
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后，面前摊开着一叠稿纸，手中的派克金笔时而疾书，时而停顿。
烟灰缸里，早已堆满了燃尽的雪茄烟蒂，像一座小小的、灰白色的坟茔。
钟小艾发来的那三个词——“膝盖”、“程序”、“道德”，如同三把最精准的手术刀，彻底剖开了对手所有的阴谋和算计。
他知道，一张来自京城的、淬满了剧毒的大网，已经向他撒来。
这张网，不为索命，只为诛心。
他可以去辩解，可以去反驳，可以向考察组和沙瑞金一一说明，那些举报信里的内容是如何的断章取义，如何的恶意中伤。
但他知道，那没有用。
因为他的“原罪”，是真实存在的。
那一跪，是他一生都无法洗刷的烙印。
在官场这个特殊的角斗场里，一旦你的道德根基被动摇，你所有的功绩，都会被解读为投机；你所有的雷霆手段，都会被定义为滥用职权。
对手要的，就是让他陷入无休止的、自证清白的泥潭，最终在这场消耗战中，被彻底拖垮。
被动的防守，就是等死。
祁同伟的眼中，闪过一丝冰冷的、如同刀锋般的光芒。
既然你们想用我的过去来审判我，那我就亲手，把我的过去，变成审判这个旧时代的呈堂证供！
他将计就计。他要写的，不是一份辩解书，而是一份“检讨”，一份长达万字的、足以震动整个汉东政坛的、特殊的“检讨”。
……
他开始动笔。
笔尖划过稿纸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
他没有丝毫的犹豫，仿佛所有的文字，早已在他那重生归来的灵魂中，酝酿了千百遍。
他写的不是一份简单的个人情况说明，而是一篇充满了深刻自省和宏大叙事的政治檄文。
在这份题为《关于我个人成长经历及相关历史问题的深刻检讨与说明》的文件中，他没有回避任何一个“污点”，反而将它们当作案例，进行了一场近乎残酷的、淋漓尽致的自我剖析。
关于“膝盖”：他坦然承认了那场惊天一跪。
但他没有将其归结为个人的道德软弱，而是将其定义为一种制度性的悲剧。
他将自己的个人之耻，巧妙地转化为对赵立春时代那种“权力通吃”的旧有政治生态的深刻批判。
关于“程序”：他坦然承认了自己在扳倒李达康的过程中，采取了某些“非常规手段”。
“……我承认，在处理‘9·23’案和后续一系列案件中，我作为总指挥，在某些环节上打破了常规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我清醒地认识到，在当时的京州，常规的程序，早已被腐败分子利用，变成了他们对抗组织审查的‘护城河’和‘挡箭牌’！当规则本身，已经成为保护邪恶的工具时，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，一个忠诚的人民卫士，就必须有敢于打破牢笼，去擒拿猛虎的勇气和担当！”
“我检讨我的‘不讲程序’，但我更要呼吁，我们必须建立一套更完善、更高效的监督机制，让程序真正为正义服务！”
他将对手攻击他的“程序瑕疵”，升华到了改革现有监督体制的理论高度。
关于“道德”：在文件的最后，他进行了深刻的总结。
“……我是一个有污点的人，我的过去，并不光彩。但是，正是因为我曾经在泥泞中挣扎，我才比任何人都更懂得阳光的可贵！一个干部的道德，不应该仅仅体现在他个人是否完美无瑕，更应该体现在他是否愿意为了人民的利益，去与黑暗和不公，进行最彻底的斗争！”
“我今天，愿意接受组织的一切审查和评判。但是，我也恳请组织，不仅要看我的过去，更要看我的现在，看我正在为汉东做什么，看我将要为人民做什么！”
……
第二天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办公室时，祁同伟终于停下了笔。
他一夜未眠，双眼布满了血丝，但他的精神，却前所未有的亢奋。
他没有通过任何常规渠道，而是亲自驱车，先来到了省委一号楼。
在沙瑞金的办公室里，他将那份还带着墨香的、厚达数十页的“检讨”，亲手放在了沙瑞金的桌上。
“书记，这是我对我前半生的一个交代，也是对组织的一份坦白。”他的声音沙哑，却无比坚定，“有人想用我的过去，来攻击汉东省委正在进行的改革事业。我不能让他们得逞。我个人的荣辱是小，省委的改革大局是大。”
沙瑞金看着眼前这个神情疲惫、眼神却亮得惊人的年轻人，内心受到了巨大的震撼。
紧接着，祁同伟又来到了省委招待所，敲响了中组部考察组组长郑国梁的房门。
面对这位以铁面无私着称的老干部，他同样递上了那份“检讨”的副本。
“郑部长，这是我的个人情况说明。里面有我的功，也有我的过；有我的清白，也有我的污点。我相信，组织能够对一个干部，做出最客观、最公正的评价。”
郑国梁看着手中这份特殊的“检讨”，那张古井无波的脸上，第一次，露出了难以置信的震惊表情。
祁同伟的这一招以退为进，格局宏大，思想深刻，瞬间将李达康和赵瑞龙方面那所有针对个人的攻击，都转化为了一场关于“制度反思”和“党性探讨”的理论辩论。
他成功地，彻底地，扭转了整个战场的被动局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