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西北风和东南风拉锯之时，教学楼前的凤凰木也抽出了新叶，1978年的春夏学期开学了。
校园也骤然热闹起来，新芽嫩叶也都被衬得愈发鲜活。
去年冬天那场改变无数人命运的高考过后，千余名新生陆续背着“标准套装”踏入校园：
彩虹色的网兜里，一个印有“红双喜”的搪瓷脸盆，一个淡黄色印有牡丹花的国民被褥，一个印有各种单位名称的搪瓷茶缸子，以及一个铝饭盒。
大多是地方或者单位给上了大学的孩子们奖励。
新生的到来，美丽的校园瞬间多了成倍的烟火气，也将后勤系统推到了忙碌的浪尖。
由于新生是春季入学，老生还没毕业，学生宿舍那是相当的紧张，各个宿舍都挤满了床架。
吃的饭菜要加量，日常用的水电也紧张，后勤服务部挤满了学生。
林鸿彬站在行政楼的阳台上看着这一切，暗自庆幸赶印高考资料挣下的 20 万。
那些连夜装订的复习题集，此刻正化作新增的床位、食堂的额外粮票和水电房的应急设备，成了渡过关口的关键底气。
开学后，林鸿彬在校园里偶尔会碰到几个从青云山来的知青，他们见到林鸿彬都格外亲热，一句句“场长好！”让林鸿彬想流泪！
这一开学，学校又多了两个亲戚：大舅家的小表妹、林国雄家的堂弟。（备注）
他们和陈正身家的二闺女一起拜访林鸿彬来了。
作为自己曾经的助理，小表妹还是知道青云山最近发生的事情，她向林鸿彬介绍这半年的变化：
“哥，我们知青有一大半升大学了，青云山一下出了那么多的大学生，引来了好多单位来学习。
不过知青就剩下的就20来人了，宁书记从村里招了一部分人替岗，但更多的还从外地招，大几十个人，都是拖家带口的。”
“哦，有机会还是得回去看看！”
青云山在变化，鹭大校园里的变化也在悄然发生。
这个月的行政会议上，曾书记敲着红头文件宣布：鹭大管理权正式由地方交还教育部，恢复为部属全国重点大学。
会议室里里一片欢腾，这就意味着学校的经费增加了，能干很多事情了。
当然，学校也收到文化部和教育部的联合函件，被要求规范发行印刷品，说的清楚一点就是要经过他们审核。
林鸿彬没有太多时间去管这些，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：第五届全国人大要召开了，会议举行的时间是2月26日到3月5日，他还是人大代表。
现在各种制度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，只要上届代表没什么问题，那就继续代表了。
整个鹭大有三位代表，还有两位分别是水产学院的朱教授和化学系的蔡教授。
这两位都是学术大佬，上一届和他们就见过面，不过那个时候林鸿彬就是个小透明。
蔡教授是出了名的“实验室隐士”，物理化学领域的泰斗，平日里很难在办公室见到他。
蔡教授曾经多次在重要场合喊着“国家的需要就是科学家的使命”的人，每次谈论都离不开研究，讨论别人时也只谈论工作。
就算和林鸿彬这个门外汉谈论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三句话不离工作。
这是位值得钦佩的老同志。
朱教授是鱼类学家和水产教育家，相比之下，更接地气一点。
两人在海山岛调研时碰过几次面，这位老人家最近正为重建海洋研究所四处奔走。
“小林啊，我们海洋生物学实验室最近需要一批活的海洋生物做研究。我听人说，你在海边礁石上钓一早上鱼，就能钓两桶，到时候可得留些活的给我们啊！”
林鸿彬哈哈一笑：“没问题！下次我去钓鱼，一定多留些活的，甚至可以下海给你们捞一些给实验室送过去！”
“这么有心？那我等着你的鱼，哈哈哈！”
闽省浅海里的生物，空间里有的是，随便捞一点就是了，多大个事儿？
朱教授今年已经82岁高龄了，蔡教授也64岁了。
出发前，曾书记是拉着林鸿彬的手郑重吩咐：“两位老同志可是学校的宝贝，你可一定要照顾好他们。”
“曾书记，我一定完成任务！”
之后一路上，端茶倒水的还都是林鸿彬来的，顺便换上空间里的水。
“小林处长，我们没那么娇贵，自己端水还是可以的！”
“诶，你们的时间浪费在这里不值得，还是我来吧！”
三人先去榕城集合，林鸿彬又见到了好多老面孔，包括党校何校长，然后一行60多人乘坐飞机到首都。
不出意外的，又和隔壁粤省的代表们碰上面了，这次见到港澳的大佬们，就熟络的许多。
林鸿彬本来琢磨着这次还是多听少说，当个安静的参与者就好，但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。
3月2日，教育部宣布开始在教科书上试用二简字。
这通知引发了会场热议，反对的声音就涌了上来，当天晚上，就有一群学术大佬大骂“乱弹琴”。
隔了一天，就是3月4日，23位学术大佬联名写信给大会秘书处，坚决要求主要文件不采用《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（草案）》第一表的简化字。
表决投票时，林鸿彬毫不犹豫站在23位学术大佬一边，那些简化字也太t简化了，就是t乱弹琴”。
更让他纠结的是 3 月 5 日的议程，会议要表决集体填词的《继续革命的战歌》。（备注2）
听到熟悉的旋律、不熟悉的歌词，林鸿彬在投票纸上大大方方的写了“反对”的字样，也不怕被周围的人看到。
最后在读票的环节，成为全场为数不多的反对票之一。
散会时，朱教授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小林，有勇气。”
蔡教授也点点头说：“敢坚持立场，不错。”
林鸿彬望着会场外飘扬的红旗，忽然明白，这次北京之行，真的不一样了。
这敢“反对”的底气是从哪里来的？
是这变好的政治生态？还是自身的变化？
校园也骤然热闹起来，新芽嫩叶也都被衬得愈发鲜活。
去年冬天那场改变无数人命运的高考过后，千余名新生陆续背着“标准套装”踏入校园：
彩虹色的网兜里，一个印有“红双喜”的搪瓷脸盆，一个淡黄色印有牡丹花的国民被褥，一个印有各种单位名称的搪瓷茶缸子，以及一个铝饭盒。
大多是地方或者单位给上了大学的孩子们奖励。
新生的到来，美丽的校园瞬间多了成倍的烟火气，也将后勤系统推到了忙碌的浪尖。
由于新生是春季入学，老生还没毕业，学生宿舍那是相当的紧张，各个宿舍都挤满了床架。
吃的饭菜要加量，日常用的水电也紧张，后勤服务部挤满了学生。
林鸿彬站在行政楼的阳台上看着这一切，暗自庆幸赶印高考资料挣下的 20 万。
那些连夜装订的复习题集，此刻正化作新增的床位、食堂的额外粮票和水电房的应急设备，成了渡过关口的关键底气。
开学后，林鸿彬在校园里偶尔会碰到几个从青云山来的知青，他们见到林鸿彬都格外亲热，一句句“场长好！”让林鸿彬想流泪！
这一开学，学校又多了两个亲戚：大舅家的小表妹、林国雄家的堂弟。（备注）
他们和陈正身家的二闺女一起拜访林鸿彬来了。
作为自己曾经的助理，小表妹还是知道青云山最近发生的事情，她向林鸿彬介绍这半年的变化：
“哥，我们知青有一大半升大学了，青云山一下出了那么多的大学生，引来了好多单位来学习。
不过知青就剩下的就20来人了，宁书记从村里招了一部分人替岗，但更多的还从外地招，大几十个人，都是拖家带口的。”
“哦，有机会还是得回去看看！”
青云山在变化，鹭大校园里的变化也在悄然发生。
这个月的行政会议上，曾书记敲着红头文件宣布：鹭大管理权正式由地方交还教育部，恢复为部属全国重点大学。
会议室里里一片欢腾，这就意味着学校的经费增加了，能干很多事情了。
当然，学校也收到文化部和教育部的联合函件，被要求规范发行印刷品，说的清楚一点就是要经过他们审核。
林鸿彬没有太多时间去管这些，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：第五届全国人大要召开了，会议举行的时间是2月26日到3月5日，他还是人大代表。
现在各种制度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，只要上届代表没什么问题，那就继续代表了。
整个鹭大有三位代表，还有两位分别是水产学院的朱教授和化学系的蔡教授。
这两位都是学术大佬，上一届和他们就见过面，不过那个时候林鸿彬就是个小透明。
蔡教授是出了名的“实验室隐士”，物理化学领域的泰斗，平日里很难在办公室见到他。
蔡教授曾经多次在重要场合喊着“国家的需要就是科学家的使命”的人，每次谈论都离不开研究，讨论别人时也只谈论工作。
就算和林鸿彬这个门外汉谈论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三句话不离工作。
这是位值得钦佩的老同志。
朱教授是鱼类学家和水产教育家，相比之下，更接地气一点。
两人在海山岛调研时碰过几次面，这位老人家最近正为重建海洋研究所四处奔走。
“小林啊，我们海洋生物学实验室最近需要一批活的海洋生物做研究。我听人说，你在海边礁石上钓一早上鱼，就能钓两桶，到时候可得留些活的给我们啊！”
林鸿彬哈哈一笑：“没问题！下次我去钓鱼，一定多留些活的，甚至可以下海给你们捞一些给实验室送过去！”
“这么有心？那我等着你的鱼，哈哈哈！”
闽省浅海里的生物，空间里有的是，随便捞一点就是了，多大个事儿？
朱教授今年已经82岁高龄了，蔡教授也64岁了。
出发前，曾书记是拉着林鸿彬的手郑重吩咐：“两位老同志可是学校的宝贝，你可一定要照顾好他们。”
“曾书记，我一定完成任务！”
之后一路上，端茶倒水的还都是林鸿彬来的，顺便换上空间里的水。
“小林处长，我们没那么娇贵，自己端水还是可以的！”
“诶，你们的时间浪费在这里不值得，还是我来吧！”
三人先去榕城集合，林鸿彬又见到了好多老面孔，包括党校何校长，然后一行60多人乘坐飞机到首都。
不出意外的，又和隔壁粤省的代表们碰上面了，这次见到港澳的大佬们，就熟络的许多。
林鸿彬本来琢磨着这次还是多听少说，当个安静的参与者就好，但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。
3月2日，教育部宣布开始在教科书上试用二简字。
这通知引发了会场热议，反对的声音就涌了上来，当天晚上，就有一群学术大佬大骂“乱弹琴”。
隔了一天，就是3月4日，23位学术大佬联名写信给大会秘书处，坚决要求主要文件不采用《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（草案）》第一表的简化字。
表决投票时，林鸿彬毫不犹豫站在23位学术大佬一边，那些简化字也太t简化了，就是t乱弹琴”。
更让他纠结的是 3 月 5 日的议程，会议要表决集体填词的《继续革命的战歌》。（备注2）
听到熟悉的旋律、不熟悉的歌词，林鸿彬在投票纸上大大方方的写了“反对”的字样，也不怕被周围的人看到。
最后在读票的环节，成为全场为数不多的反对票之一。
散会时，朱教授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小林，有勇气。”
蔡教授也点点头说：“敢坚持立场，不错。”
林鸿彬望着会场外飘扬的红旗，忽然明白，这次北京之行，真的不一样了。
这敢“反对”的底气是从哪里来的？
是这变好的政治生态？还是自身的变化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