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走进图书馆的时候，手机还在包里震动。没有看，只是把它塞得更深了些。阳光从侧面照进来，落在桌角一摞没整理的书上，影子斜斜地切过封面。
刚在常坐的位置放下包，就听见角落传来抽鼻子的声音。抬头看去，一个穿浅灰衬衫的女生背对着我坐着，肩膀微微发抖，面前摊开的笔记本上全是密密麻麻的红笔修改痕迹。
她叫小周，和我同期进公司的实习生，平时话不多，交方案也总卡在最后一分钟。但我记得她上个月做的校园活动企划，细节扎实，逻辑清晰。
“你还好吗？”我走过去，轻声问。
她猛地抬头，眼睛红得厉害，手里攥着一张打印纸，“林姐……他们说……我抄袭。”
我坐下，接过那张纸。是一家文化公司发来的律师函，指控她最新提交的品牌传播方案侵犯其着作权，附件里还附了所谓的“原始发表记录”——一篇发布于某行业网站的文章，时间比她的方案早了三个月。
“你参考过这个网站的内容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她摇头，声音发颤，“这个方案里的核心创意，是我根据大四时参与的一个校内调研项目改的。数据、结构、关键词都是我自己重新梳理的，连导师都说有创新性。”
我问她要了调研报告的电子版，打开电脑调出学校数据库，用关键词逐一检索。几分钟后，一条记录跳出来：《城市文化传播研究》1998年第二期，一篇题为《青年亚文化符号在品牌传播中的迁移路径》的论文，摘要内容与她方案中引用的理论框架高度重合。
“找到了源头。”我说。
小周眼睛亮了一下，“那是不是就能证明我不是抄袭？”
“还不行。”我指着屏幕，“数据库只有摘要，没有全文。对方有完整文章和发布时间，如果我们拿不出原始文献，很难反驳。”
她脸上的光又暗了下去。
“别急。”我合上电脑，“纸质期刊应该还在档案馆，我去查查能不能调出来。”
她跟着我站起来，却在门口停下，“林姐，档案馆要教授级别才能进，我们实习生……可能不行。”
我也知道这规定。但既然理论源头存在，就不能放弃。
回到座位，我翻开笔记本，准备手写一份查阅申请，顺便记下期刊名称、卷期、页码。笔尖刚落纸，余光瞥见桌角多了个牛皮纸袋。
没注意是谁放的。
我把它拿过来，打开。里面是一整套《城市文化传播研究》1997到1999年的合订本影印资料，装订整齐，每一页都扫描得清晰可读。1998年第二期被单独夹了张便签，那篇关键论文完整收录，作者署名是“陈立文”，单位为本市一所已合并的师范学院。
我翻到扉页，一张小纸条贴在角落。
字迹很熟。
“林律师，这是第7次帮你查法律文献。”
没有署名。
可我认得这笔画，横平竖直，末尾略带锋利的收笔，像他说话时那种不疾不徐的节奏。
江逾白。
手指顿住。
我快速翻看其他几册，发现每一页边缘都有极细的铅笔批注，写着“权属界定参考”“原创性表达边界”“引用合理范围”之类的术语。不是随手写的，而是系统性地标注，像是为某个人长期准备的工具书。
“林姐……这些是你找的吗？”小周站在我身后，声音抖得几乎听不清。
“不是我。”我把资料递给她，“是别人放在这儿的。”
她接过，翻了几页，眼泪一下子又涌出来，“这……这就能证明我不是抄的了……”
我看着她抱着文件坐下，开始一页页对照原文做标注，动作从慌乱变得专注。
手机又震了一下。
拿出来，是一条未署名的短信。
“1995年《着作权法实施条例》第三条，原创性表达受保护。你高中说想考法学院那天，我就开始收这些了。”
屏幕亮着，光映在指尖。
我抬头看向窗外。天边的云层压得很低，图书馆的灯一盏盏亮起来，照在对面墙上那排旧书架上。影子拉长，斜斜地盖住了“法律文献区”的标牌。
原来有些事，早就开始了。
不是从昨晚他站在球场边递球开始，也不是从他手机里那张背影照片开始。
是从更早的时候。
我低头再看那张便签，指腹摩挲过“林律师”三个字。他写这个称呼，不是调侃，是认真当真的。
小周翻动纸张的声音很轻，偶尔低声念出某个句子，像是在确认什么。她的肩膀不再发抖，脊背挺直了些。
我打开自己的电脑，登录公司内网，把这篇论文的信息填进知识产权备案系统的草稿框。系统提示：需上传原始文献扫描件方可提交审核。
我把影印本放到扫描仪上，一页页过。
快到最后时，发现其中一页右下角有个极小的日期印章，墨色比其他地方深一点。
1997年12月23日。
而网站上对方提供的“首发”时间是1998年3月。
早了近三个月。
我截了图，存进文件夹，命名为“证据链-1”。
小周凑过来看，“这个……能用吗？”
“能。”我说，“这是物理存档时间，比网络发布时间更难伪造。”
她点点头，咬着嘴唇，忽然说：“林姐，你以前也遇到过这种事吗？”
我没有立刻回答。
我想起高二那年，美术课代表拿了我的素描去参赛，署了自己名字，还得了一等奖。我去老师办公室争辩，最后只换来一句“同学之间要互相学习”。
那时候没人帮我。
现在我坐在这里，手里握着能替别人说话的证据。
“遇到过。”我说，“但那时候，没人给我递资料。”
她看着我，眼眶又红了，但这次没哭。
我把U盘拔下来，插进她电脑，“备份一份，明天一早交法务。”
她认真地复制文件，动作小心翼翼，像捧着什么易碎的东西。
我起身去还扫描仪，路过窗边时，看见玻璃映出自己的影子，还有身后那排书架。
影印本静静躺在桌上，扉页上的便签被风吹起一角。
我走回去，把它压平。
手指刚碰到纸面，手机再次震动。
还是那串匿名号码。
“你不必每次都赢，但得有人愿意陪你查资料。”
我盯着那行字，呼吸慢了一拍。
抬头时，窗外最后一丝天光消失了。
灯光下，纸页泛黄，像被时间洗过一遍又一遍。
刚在常坐的位置放下包，就听见角落传来抽鼻子的声音。抬头看去，一个穿浅灰衬衫的女生背对着我坐着，肩膀微微发抖，面前摊开的笔记本上全是密密麻麻的红笔修改痕迹。
她叫小周，和我同期进公司的实习生，平时话不多，交方案也总卡在最后一分钟。但我记得她上个月做的校园活动企划，细节扎实，逻辑清晰。
“你还好吗？”我走过去，轻声问。
她猛地抬头，眼睛红得厉害，手里攥着一张打印纸，“林姐……他们说……我抄袭。”
我坐下，接过那张纸。是一家文化公司发来的律师函，指控她最新提交的品牌传播方案侵犯其着作权，附件里还附了所谓的“原始发表记录”——一篇发布于某行业网站的文章，时间比她的方案早了三个月。
“你参考过这个网站的内容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她摇头，声音发颤，“这个方案里的核心创意，是我根据大四时参与的一个校内调研项目改的。数据、结构、关键词都是我自己重新梳理的，连导师都说有创新性。”
我问她要了调研报告的电子版，打开电脑调出学校数据库，用关键词逐一检索。几分钟后，一条记录跳出来：《城市文化传播研究》1998年第二期，一篇题为《青年亚文化符号在品牌传播中的迁移路径》的论文，摘要内容与她方案中引用的理论框架高度重合。
“找到了源头。”我说。
小周眼睛亮了一下，“那是不是就能证明我不是抄袭？”
“还不行。”我指着屏幕，“数据库只有摘要，没有全文。对方有完整文章和发布时间，如果我们拿不出原始文献，很难反驳。”
她脸上的光又暗了下去。
“别急。”我合上电脑，“纸质期刊应该还在档案馆，我去查查能不能调出来。”
她跟着我站起来，却在门口停下，“林姐，档案馆要教授级别才能进，我们实习生……可能不行。”
我也知道这规定。但既然理论源头存在，就不能放弃。
回到座位，我翻开笔记本，准备手写一份查阅申请，顺便记下期刊名称、卷期、页码。笔尖刚落纸，余光瞥见桌角多了个牛皮纸袋。
没注意是谁放的。
我把它拿过来，打开。里面是一整套《城市文化传播研究》1997到1999年的合订本影印资料，装订整齐，每一页都扫描得清晰可读。1998年第二期被单独夹了张便签，那篇关键论文完整收录，作者署名是“陈立文”，单位为本市一所已合并的师范学院。
我翻到扉页，一张小纸条贴在角落。
字迹很熟。
“林律师，这是第7次帮你查法律文献。”
没有署名。
可我认得这笔画，横平竖直，末尾略带锋利的收笔，像他说话时那种不疾不徐的节奏。
江逾白。
手指顿住。
我快速翻看其他几册，发现每一页边缘都有极细的铅笔批注，写着“权属界定参考”“原创性表达边界”“引用合理范围”之类的术语。不是随手写的，而是系统性地标注，像是为某个人长期准备的工具书。
“林姐……这些是你找的吗？”小周站在我身后，声音抖得几乎听不清。
“不是我。”我把资料递给她，“是别人放在这儿的。”
她接过，翻了几页，眼泪一下子又涌出来，“这……这就能证明我不是抄的了……”
我看着她抱着文件坐下，开始一页页对照原文做标注，动作从慌乱变得专注。
手机又震了一下。
拿出来，是一条未署名的短信。
“1995年《着作权法实施条例》第三条，原创性表达受保护。你高中说想考法学院那天，我就开始收这些了。”
屏幕亮着，光映在指尖。
我抬头看向窗外。天边的云层压得很低，图书馆的灯一盏盏亮起来，照在对面墙上那排旧书架上。影子拉长，斜斜地盖住了“法律文献区”的标牌。
原来有些事，早就开始了。
不是从昨晚他站在球场边递球开始，也不是从他手机里那张背影照片开始。
是从更早的时候。
我低头再看那张便签，指腹摩挲过“林律师”三个字。他写这个称呼，不是调侃，是认真当真的。
小周翻动纸张的声音很轻，偶尔低声念出某个句子，像是在确认什么。她的肩膀不再发抖，脊背挺直了些。
我打开自己的电脑，登录公司内网，把这篇论文的信息填进知识产权备案系统的草稿框。系统提示：需上传原始文献扫描件方可提交审核。
我把影印本放到扫描仪上，一页页过。
快到最后时，发现其中一页右下角有个极小的日期印章，墨色比其他地方深一点。
1997年12月23日。
而网站上对方提供的“首发”时间是1998年3月。
早了近三个月。
我截了图，存进文件夹，命名为“证据链-1”。
小周凑过来看，“这个……能用吗？”
“能。”我说，“这是物理存档时间，比网络发布时间更难伪造。”
她点点头，咬着嘴唇，忽然说：“林姐，你以前也遇到过这种事吗？”
我没有立刻回答。
我想起高二那年，美术课代表拿了我的素描去参赛，署了自己名字，还得了一等奖。我去老师办公室争辩，最后只换来一句“同学之间要互相学习”。
那时候没人帮我。
现在我坐在这里，手里握着能替别人说话的证据。
“遇到过。”我说，“但那时候，没人给我递资料。”
她看着我，眼眶又红了，但这次没哭。
我把U盘拔下来，插进她电脑，“备份一份，明天一早交法务。”
她认真地复制文件，动作小心翼翼，像捧着什么易碎的东西。
我起身去还扫描仪，路过窗边时，看见玻璃映出自己的影子，还有身后那排书架。
影印本静静躺在桌上，扉页上的便签被风吹起一角。
我走回去，把它压平。
手指刚碰到纸面，手机再次震动。
还是那串匿名号码。
“你不必每次都赢，但得有人愿意陪你查资料。”
我盯着那行字，呼吸慢了一拍。
抬头时，窗外最后一丝天光消失了。
灯光下，纸页泛黄，像被时间洗过一遍又一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