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6年的清水县
国营厂的烟囱还在断断续续吐着青灰色的烟。
风一吹就散成淡雾，裹着点煤屑味飘进巷弄，落在个体商户新钉的木招牌上，那些招牌多是红漆手写；“晨光文具店”四个字边缘还沾着没擦净的漆点，风吹过时，木牌会轻轻晃，撞着旁边挂的铁皮铃铛，叮铃响。
红星纺织厂的纱锭转得慢了，“咔嗒咔嗒”的织机声稀了，县百货大楼的玻璃柜台蒙了薄尘，指腹一擦就能沾起层灰；而“晨光文具店”门口那两块青石板，被往来的脚步磨得发亮，正承接着林凡和王猛人生里第一波创业的细碎声响；
有拆纸箱的“刺啦”声，有手指捻布料的“沙沙”声，还有两人压低了的、藏着期待的交谈声。第一批一百件“笑笑牌”童装到货那天，天刚蒙蒙亮，巷子里还飘着早点铺炸油条的油香，混着煤炉的烟火气，勾得人肚子发空。
林凡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，车链吱呀吱呀磨着铁皮，后轮辐条缠了截断绳，一转动就拍打着挡泥板，“啪嗒啪嗒”跟着他的脚步响。
后座绑着三个鼓鼓囊囊的纸箱，纸箱角蹭着他的卡其布裤腿，磨得裤子起了层细毛；车把上挂着王猛托人捎来的半袋馒头，是巷口早点铺五毛钱一个的白面馒头，还带着点温乎气，塑料袋上凝着细小的水珠。
两人蹲在文具店门口拆箱时，硬纸板被指甲抠出的毛边里，裹着老供销社仓库特有的霉味——那仓库在县城西头，原是存化肥的地方，后来供销社改制，隔出个小角落租给散户，月租五块钱。
林凡上次去搬货，手指蹭过墙角的绿毛，黏糊糊的还带着潮冷的气，连呼吸都能闻见陈年土腥味混着旧麻袋的霉味，呛得他忍不住皱了眉；
王猛则直接抹了把鼻子，指尖沾了点灰，又蹭在裤腿上。王猛的拇指缠着圈发黄的旧胶布，胶布边缘卷了边，沾着点黑色的机油印——
是前晚帮邻居修自行车时，被锋利的纸壳划了道口子，他当时随便找了块胶布缠上，没顾得上剪齐。这会儿他攥着美工刀划开胶带，“刺啦”一声脆响，纸屑粘在两人满是老茧的指缝里，混着王猛掌心没洗干净的机油味——
那油污渗进指缝，他用肥皂洗了三遍，指甲缝里还是泛着黑。
一掀开裹在童装外面的白色软纸，新布料的棉絮香就涌了出来，还裹着股老肥皂的淡皂角味——那是红星厂张师傅浆洗时用的“灯塔牌”胰子，国营老厂的老物件，比后来的洗衣粉多了股土腥味的干净。
张师傅浆洗时，会把布料晾在厂子里的铁丝上，旁边就是老槐树，风一吹，槐树叶的清香就沾在布上，现在还能闻到点淡味。
1996年的清水县，红星厂是唯一的国营纺织厂，前两年因为订单减少了近三成，老师傅们的月工资从八十块降到了五十块，闲下来才接些私人定制的活。
林凡为了搭上线，托了三姨夫——三姨夫是红星厂的门卫，跟纺纱车间的张师傅是老战友，两人年轻时一起在部队喂过马。
林凡前后跑了四趟厂，第一次拎了两斤白糖，张师傅没接；第二次带了自家腌的咸菜，张师傅才留他喝了杯热茶。
光等纱线就等了半个月，张师傅说“好棉得等新疆那边运过来，市面上的短绒棉太糙，给娃穿不得”，林凡便每周去厂子里盯进度，有时赶上张师傅加班；
还帮着递杯热茶，看他戴着老花镜，眼镜滑到鼻尖也没扶，只是眯着眼，指尖捏着纱线凑到窗边的光线下看，每根纱线都要在指尖捻三遍，确认没有毛糙才往织机上绕，织机“咔嗒咔嗒”响，纱线穿过综丝的声音细得像蚊子叫。
有次林凡撞见张师傅把不合格的纱线扔进废料筐，那筐里已经堆了小半筐，张师傅抓起一把短绒棉纱，手腕一扬就扔进去，“咚”的一声，纱线溅起细棉絮，他盯着筐里说：
“娃的衣服不能凑活，这纱线织出来的布，洗两次就起球，咱不能坑人家爹妈。”
林凡伸手捏起件浅蓝T恤，指尖刚碰到布料，就觉得软乎乎的，还带着点阳光晒过的温乎气。
那是32支新疆长绒棉的特性，纤维比普通棉长两毫米，摸起来像三伏天晒透的棉被里子，软中带着点温吞的糙感，洗十次都不会发硬。
他对着刚爬过墙头的阳光举起来，布料透过来的光是淡淡的蓝，像初夏的天空，透光却不透亮——纱线织得密，连袖口的走线都齐整得能当尺子量，针脚细得要用指尖捋着才能数清，每厘米八针，一根都不差。
他低头看了眼自己身上那件洗得发蓝的的确良衬衫，衣襟处的走线早就歪了，袖口磨出的毛边能揪出细纱，是三年前在夜市地摊上花八块钱买的，去年洗的时候领口破了个小洞，他用针线缝了缝，一直穿到现在都没舍得扔。
“这料子真顶！”
王猛凑过来，粗手掌攥着衣摆使劲扯了扯——他年轻时在工地搬砖，手上力气大，普通棉布经他这么一扯准变形，去年帮邻居搬家具时，他攥着棉布沙发套都拽出了褶子。
可这T恤却只轻轻弹了弹，松了手就恢复了原样，连点褶皱都没留。王猛嗓门本就大，这会儿一激动，声音撞在对面供销社的水泥墙面上，反弹出点嗡嗡的回音：
“嘿！这料子软得能当尿布用！比我家娃那件洗硬了的旧褂子软十倍！我家娃上次穿那旧褂子，哭着说‘扎胳膊’，我媳妇用热水泡了三次，又用石头捶了捶，还是硬邦邦的！”
这话正巧被路过的刘大妈听见了。她拎着的菜篮子里，青椒是刚从早市挑的，带着点露水，塑料袋一捏就“窸窣”响；
还有块刚从肉铺割的五花肉，是三层肥两层瘦的好肉，油汁顺着篮子底的细缝往下滴，落在青石板上，晕开小小的油圈，风一吹，油味混着油条的香飘过来。
刘大妈吸了吸鼻子，才停下脚，探着脖子往纸箱里瞅，眉头皱得能夹起根针：
“猛子，这是啥新鲜玩意儿？你俩不卖作业本，改卖衣服了？”
林凡赶紧递过件米白T恤：
“刘姨，这是咱自己找厂做的童装，纯棉的，给娃穿舒服。”
刘大妈手指捏着衣摆扯了扯，又凑到鼻子前闻了闻，嘴角往下撇：“倒是不呛人，就是这‘自制’的，能比大楼里的强？
去年我在大楼买的‘小白兔’，虽说贵点，但洗了没变形，你这要是洗缩了，不白花钱？”
说着便摇着头走了，菜篮子里的五花肉还在滴油，滴在青石板上的油点，被风吹得慢慢晕开，最后淡成了浅印子。
林凡没急着辩解，他搬来梯子——这梯子是去年收废品时从老王家淘的，木梯腿裂了道缝，他用铁丝缠了三圈，缠得紧紧的，上次修灯泡时踩上去，连晃都没晃。
他把十件不同尺寸的T恤挂在最显眼的货架上，那货架原是放作业本和笔记本的，层板上还留着点蓝黑油墨味，是之前摆的“英雄牌”笔记本蹭的，这会儿跟童装的棉香缠在一起，倒生出种特别的烟火气。
旁边要贴标语，他特意选了张厚瓦楞纸——是之前进文具剩下的包装纸，硬挺还防潮，上次下雨淋了点水都没烂。
红墨水用的是“英雄牌”，渗进纸纤维里不会掉色。他握着毛笔，手腕悬着，笔尖在瓦楞纸上顿了顿才往下写——
前晚他在灯下练了二十多张废报纸，废报纸堆在桌角，最上面那张还沾着墨渍，是写“舒”字时毛笔蘸墨太多洇的，他当时懊恼地拍了下桌子，把笑笑都吵醒了。
现在写“‘笑笑’自制纯棉童装，舒适透气，限量试销”，“舒”字的竖钩写得格外有力，墨汁红得鲜亮。
笑笑凑在旁边，用蜡笔在标语右下角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笑脸，眼睛画成了两个圈，嘴巴翘得老高，画完还举着蜡笔问“爸爸，像不像我？”，眼睛亮晶晶的，睫毛忽闪忽闪，倒给严肃的标语添了点活气。
定价时最费心思。林凡把算盘摆在柜台上，算得额头冒了层薄汗，汗珠顺着鬓角往下滑，他用袖子擦了擦，又继续拨算盘珠。长绒棉八块钱一斤，一件T恤要耗三两棉，光布料就两块四；
红星厂的加工费一件一块五，张师傅说“给娃做的要锁边密点，浆洗得用胰子”，又加了五毛；还有软纸包装、吊牌——
吊牌是找县印刷厂印的，红底白字，印了个小小的笑脸，一百个吊牌五块钱，印刷厂的老李还特意多送了五个，说“给娃的东西，多备点好”。
算下来一件成本四块六。
他摸着算盘上姥姥塞给他的二十块定金，那钱是姥姥用蓝布手绢包着的，手绢边角都磨破了，里面裹着两张皱巴巴的十块，还带着鸡窝的温乎气和淡淡的土腥味——
姥姥凌晨四点就去菜市场，蹲在角落卖鸡蛋，十个鸡蛋一块五，卖了二十多个才凑够，她塞钱的时候，手都在抖，说“凡子，别怕，姥姥还能再卖鸡蛋”。
指腹在冰凉的算盘珠上蹭了蹭，他想起表哥的话：“你这文具店每月才赚百八十块，别折腾童装了，去年东头老陈搞服装，压了一屋子货，最后只能论斤卖，赔得连烟都抽不起了！”
表哥皱着眉，手指敲着桌子，话里带着急，却还是从抽屉里拿出三百五——那钱是他攒着买自行车的，叠得整整齐齐。林凡最终咬咬牙，定了十五块一件。
这价格在当时的清水县很微妙：比巷尾杂牌童装高五块——那些杂牌是掺了30%化纤的，成本才两块，上个月有个妈妈来买作业本时抱怨，说给娃买的杂牌T恤，洗两次就起球，领口卷得像朵蔫了的花；
比县百货大楼低十五块——大楼里的“小白兔”牌纯棉童装要三十块，还是前年的老款式，上次林凡去看，货架上的样品都落了灰，领口的线都松了。
林凡心里没底，怕太贵没人买，又怕太便宜亏了本，那点纠结全揉进了指尖的薄汗里，把算盘珠都沾得发潮。
王猛在旁边啃馒头，馒头咬得“咯吱”响，含糊着说：
“十五块不贵，咱这料子好，值这个价！我上次在工地见工友给娃买的化纤衣，还十二块呢，穿三天就扎得娃哭，后背都挠红了！”
起初几天，顾客多是来买橡皮、铅笔盒的，路过童装区时眼神飘着，没人敢伸手。穿蓝涤卡上衣的赵阿姨是第一个停下的，她是红星厂退休的检验员，一辈子跟布料打交道，最是挑剔。
去年她在巷尾买过件杂牌童装，洗了三次就缩成了娃娃衫，孙子穿不了，只能送给邻居家的小娃，想起这事她就心疼。
她伸手碰了碰T恤袖子，指尖刚碰到布料又赶紧缩回去，像怕沾了什么似的，眉头皱着：
“自制的能靠谱？
“别洗两次就变形，我家小子上次穿的杂牌，洗了三次就缩成娃娃衫了，领口还卷得像朵花。”
林凡赶紧搬了张掉漆的木凳放在旁边，那凳子是他从老家带来的，凳面有圈圈清晰的年轮，是爷爷年轻时打的，爷爷说“这凳子结实，能坐一辈子”。
他把米白T恤摊在膝盖上，指着领口说：
“赵姨您摸摸，这棉线是新疆长绒棉，我去红星厂盯了三天，看着张师傅纺的纱。张师傅纺了三十年纱，手上的茧子比这布料还厚，上次有批纱线纤维短了点，他直接扔了，说‘给娃用的，不能凑活’。”
王猛则守在旁边，手里转着个卷笔刀——那是店里卖不动的样品，刀片都钝了，转起来“咔啦”响——大嗓门亮得能掀了屋顶：
“咱这是实打实的料！不是那种掺化纤的次品，去年我邻居家娃穿化纤衣，后背起了一片红疹，哭了半宿！您看这领口，用的是双股线锁边，洗了绝不会卷！”
赵阿姨还是犹豫，手指在布料上捻来捻去，没说话。倒是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，拽着妈妈的衣角凑了过来，羊角辫上的红绳晃来晃去，指尖轻轻戳着T恤上的小口袋，布料摩擦出细碎的“沙沙”声：
“妈妈，我想装糖，装我的橘子糖。上次我的糖放在兜里，都化了，黏糊糊的，洗了半天才掉。”
妈妈皱着眉把她拉开，声音压得低低的：
“再看看，别买亏了，上次在集市买的衣服，回家才发现腋下有个洞，找摊主还不认账，摊主说‘你自己穿坏的’，气得我好几天没睡好。”
林凡看着她们的背影，手指无意识地捻着衣角，心里有点发慌——他想起上个月为了凑五百块定金（红星厂要先付三成定金），跑遍了三家亲戚：
二姨家养猪，刚卖了两头小猪，犹豫半天借了五十，二姨塞钱时说“这钱你要是赔了，不用急着还”；三舅是小学老师，每月工资才一百二，给了一百，还反复叮嘱“别跟人瞎折腾，文具店好好开着就行”；
最后找表哥借了三百五，表哥说“你这文具店都快撑不下去了，还搞童装，要是赔了，你咋养笑笑？”
夜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满脑子都是堆成山的童装卖不出去的样子，连梦里都是仓库的霉味，现在那点慌又冒了头，像吞了口生米，硌得慌。
转机在周六上午悄然而至。
常来买教案本的李老师领着五岁的妞妞进了店，身上带着粉笔灰混着“六神”花露水的味道——李老师在县二小教语文，每天要写三黑板板书，袖口总沾着白粉笔末，上次写板书时粉笔断了，还溅了一身灰；
国营厂的烟囱还在断断续续吐着青灰色的烟。
风一吹就散成淡雾，裹着点煤屑味飘进巷弄，落在个体商户新钉的木招牌上，那些招牌多是红漆手写；“晨光文具店”四个字边缘还沾着没擦净的漆点，风吹过时，木牌会轻轻晃，撞着旁边挂的铁皮铃铛，叮铃响。
红星纺织厂的纱锭转得慢了，“咔嗒咔嗒”的织机声稀了，县百货大楼的玻璃柜台蒙了薄尘，指腹一擦就能沾起层灰；而“晨光文具店”门口那两块青石板，被往来的脚步磨得发亮，正承接着林凡和王猛人生里第一波创业的细碎声响；
有拆纸箱的“刺啦”声，有手指捻布料的“沙沙”声，还有两人压低了的、藏着期待的交谈声。第一批一百件“笑笑牌”童装到货那天，天刚蒙蒙亮，巷子里还飘着早点铺炸油条的油香，混着煤炉的烟火气，勾得人肚子发空。
林凡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，车链吱呀吱呀磨着铁皮，后轮辐条缠了截断绳，一转动就拍打着挡泥板，“啪嗒啪嗒”跟着他的脚步响。
后座绑着三个鼓鼓囊囊的纸箱，纸箱角蹭着他的卡其布裤腿，磨得裤子起了层细毛；车把上挂着王猛托人捎来的半袋馒头，是巷口早点铺五毛钱一个的白面馒头，还带着点温乎气，塑料袋上凝着细小的水珠。
两人蹲在文具店门口拆箱时，硬纸板被指甲抠出的毛边里，裹着老供销社仓库特有的霉味——那仓库在县城西头，原是存化肥的地方，后来供销社改制，隔出个小角落租给散户，月租五块钱。
林凡上次去搬货，手指蹭过墙角的绿毛，黏糊糊的还带着潮冷的气，连呼吸都能闻见陈年土腥味混着旧麻袋的霉味，呛得他忍不住皱了眉；
王猛则直接抹了把鼻子，指尖沾了点灰，又蹭在裤腿上。王猛的拇指缠着圈发黄的旧胶布，胶布边缘卷了边，沾着点黑色的机油印——
是前晚帮邻居修自行车时，被锋利的纸壳划了道口子，他当时随便找了块胶布缠上，没顾得上剪齐。这会儿他攥着美工刀划开胶带，“刺啦”一声脆响，纸屑粘在两人满是老茧的指缝里，混着王猛掌心没洗干净的机油味——
那油污渗进指缝，他用肥皂洗了三遍，指甲缝里还是泛着黑。
一掀开裹在童装外面的白色软纸，新布料的棉絮香就涌了出来，还裹着股老肥皂的淡皂角味——那是红星厂张师傅浆洗时用的“灯塔牌”胰子，国营老厂的老物件，比后来的洗衣粉多了股土腥味的干净。
张师傅浆洗时，会把布料晾在厂子里的铁丝上，旁边就是老槐树，风一吹，槐树叶的清香就沾在布上，现在还能闻到点淡味。
1996年的清水县，红星厂是唯一的国营纺织厂，前两年因为订单减少了近三成，老师傅们的月工资从八十块降到了五十块，闲下来才接些私人定制的活。
林凡为了搭上线，托了三姨夫——三姨夫是红星厂的门卫，跟纺纱车间的张师傅是老战友，两人年轻时一起在部队喂过马。
林凡前后跑了四趟厂，第一次拎了两斤白糖，张师傅没接；第二次带了自家腌的咸菜，张师傅才留他喝了杯热茶。
光等纱线就等了半个月，张师傅说“好棉得等新疆那边运过来，市面上的短绒棉太糙，给娃穿不得”，林凡便每周去厂子里盯进度，有时赶上张师傅加班；
还帮着递杯热茶，看他戴着老花镜，眼镜滑到鼻尖也没扶，只是眯着眼，指尖捏着纱线凑到窗边的光线下看，每根纱线都要在指尖捻三遍，确认没有毛糙才往织机上绕，织机“咔嗒咔嗒”响，纱线穿过综丝的声音细得像蚊子叫。
有次林凡撞见张师傅把不合格的纱线扔进废料筐，那筐里已经堆了小半筐，张师傅抓起一把短绒棉纱，手腕一扬就扔进去，“咚”的一声，纱线溅起细棉絮，他盯着筐里说：
“娃的衣服不能凑活，这纱线织出来的布，洗两次就起球，咱不能坑人家爹妈。”
林凡伸手捏起件浅蓝T恤，指尖刚碰到布料，就觉得软乎乎的，还带着点阳光晒过的温乎气。
那是32支新疆长绒棉的特性，纤维比普通棉长两毫米，摸起来像三伏天晒透的棉被里子，软中带着点温吞的糙感，洗十次都不会发硬。
他对着刚爬过墙头的阳光举起来，布料透过来的光是淡淡的蓝，像初夏的天空，透光却不透亮——纱线织得密，连袖口的走线都齐整得能当尺子量，针脚细得要用指尖捋着才能数清，每厘米八针，一根都不差。
他低头看了眼自己身上那件洗得发蓝的的确良衬衫，衣襟处的走线早就歪了，袖口磨出的毛边能揪出细纱，是三年前在夜市地摊上花八块钱买的，去年洗的时候领口破了个小洞，他用针线缝了缝，一直穿到现在都没舍得扔。
“这料子真顶！”
王猛凑过来，粗手掌攥着衣摆使劲扯了扯——他年轻时在工地搬砖，手上力气大，普通棉布经他这么一扯准变形，去年帮邻居搬家具时，他攥着棉布沙发套都拽出了褶子。
可这T恤却只轻轻弹了弹，松了手就恢复了原样，连点褶皱都没留。王猛嗓门本就大，这会儿一激动，声音撞在对面供销社的水泥墙面上，反弹出点嗡嗡的回音：
“嘿！这料子软得能当尿布用！比我家娃那件洗硬了的旧褂子软十倍！我家娃上次穿那旧褂子，哭着说‘扎胳膊’，我媳妇用热水泡了三次，又用石头捶了捶，还是硬邦邦的！”
这话正巧被路过的刘大妈听见了。她拎着的菜篮子里，青椒是刚从早市挑的，带着点露水，塑料袋一捏就“窸窣”响；
还有块刚从肉铺割的五花肉，是三层肥两层瘦的好肉，油汁顺着篮子底的细缝往下滴，落在青石板上，晕开小小的油圈，风一吹，油味混着油条的香飘过来。
刘大妈吸了吸鼻子，才停下脚，探着脖子往纸箱里瞅，眉头皱得能夹起根针：
“猛子，这是啥新鲜玩意儿？你俩不卖作业本，改卖衣服了？”
林凡赶紧递过件米白T恤：
“刘姨，这是咱自己找厂做的童装，纯棉的，给娃穿舒服。”
刘大妈手指捏着衣摆扯了扯，又凑到鼻子前闻了闻，嘴角往下撇：“倒是不呛人，就是这‘自制’的，能比大楼里的强？
去年我在大楼买的‘小白兔’，虽说贵点，但洗了没变形，你这要是洗缩了，不白花钱？”
说着便摇着头走了，菜篮子里的五花肉还在滴油，滴在青石板上的油点，被风吹得慢慢晕开，最后淡成了浅印子。
林凡没急着辩解，他搬来梯子——这梯子是去年收废品时从老王家淘的，木梯腿裂了道缝，他用铁丝缠了三圈，缠得紧紧的，上次修灯泡时踩上去，连晃都没晃。
他把十件不同尺寸的T恤挂在最显眼的货架上，那货架原是放作业本和笔记本的，层板上还留着点蓝黑油墨味，是之前摆的“英雄牌”笔记本蹭的，这会儿跟童装的棉香缠在一起，倒生出种特别的烟火气。
旁边要贴标语，他特意选了张厚瓦楞纸——是之前进文具剩下的包装纸，硬挺还防潮，上次下雨淋了点水都没烂。
红墨水用的是“英雄牌”，渗进纸纤维里不会掉色。他握着毛笔，手腕悬着，笔尖在瓦楞纸上顿了顿才往下写——
前晚他在灯下练了二十多张废报纸，废报纸堆在桌角，最上面那张还沾着墨渍，是写“舒”字时毛笔蘸墨太多洇的，他当时懊恼地拍了下桌子，把笑笑都吵醒了。
现在写“‘笑笑’自制纯棉童装，舒适透气，限量试销”，“舒”字的竖钩写得格外有力，墨汁红得鲜亮。
笑笑凑在旁边，用蜡笔在标语右下角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笑脸，眼睛画成了两个圈，嘴巴翘得老高，画完还举着蜡笔问“爸爸，像不像我？”，眼睛亮晶晶的，睫毛忽闪忽闪，倒给严肃的标语添了点活气。
定价时最费心思。林凡把算盘摆在柜台上，算得额头冒了层薄汗，汗珠顺着鬓角往下滑，他用袖子擦了擦，又继续拨算盘珠。长绒棉八块钱一斤，一件T恤要耗三两棉，光布料就两块四；
红星厂的加工费一件一块五，张师傅说“给娃做的要锁边密点，浆洗得用胰子”，又加了五毛；还有软纸包装、吊牌——
吊牌是找县印刷厂印的，红底白字，印了个小小的笑脸，一百个吊牌五块钱，印刷厂的老李还特意多送了五个，说“给娃的东西，多备点好”。
算下来一件成本四块六。
他摸着算盘上姥姥塞给他的二十块定金，那钱是姥姥用蓝布手绢包着的，手绢边角都磨破了，里面裹着两张皱巴巴的十块，还带着鸡窝的温乎气和淡淡的土腥味——
姥姥凌晨四点就去菜市场，蹲在角落卖鸡蛋，十个鸡蛋一块五，卖了二十多个才凑够，她塞钱的时候，手都在抖，说“凡子，别怕，姥姥还能再卖鸡蛋”。
指腹在冰凉的算盘珠上蹭了蹭，他想起表哥的话：“你这文具店每月才赚百八十块，别折腾童装了，去年东头老陈搞服装，压了一屋子货，最后只能论斤卖，赔得连烟都抽不起了！”
表哥皱着眉，手指敲着桌子，话里带着急，却还是从抽屉里拿出三百五——那钱是他攒着买自行车的，叠得整整齐齐。林凡最终咬咬牙，定了十五块一件。
这价格在当时的清水县很微妙：比巷尾杂牌童装高五块——那些杂牌是掺了30%化纤的，成本才两块，上个月有个妈妈来买作业本时抱怨，说给娃买的杂牌T恤，洗两次就起球，领口卷得像朵蔫了的花；
比县百货大楼低十五块——大楼里的“小白兔”牌纯棉童装要三十块，还是前年的老款式，上次林凡去看，货架上的样品都落了灰，领口的线都松了。
林凡心里没底，怕太贵没人买，又怕太便宜亏了本，那点纠结全揉进了指尖的薄汗里，把算盘珠都沾得发潮。
王猛在旁边啃馒头，馒头咬得“咯吱”响，含糊着说：
“十五块不贵，咱这料子好，值这个价！我上次在工地见工友给娃买的化纤衣，还十二块呢，穿三天就扎得娃哭，后背都挠红了！”
起初几天，顾客多是来买橡皮、铅笔盒的，路过童装区时眼神飘着，没人敢伸手。穿蓝涤卡上衣的赵阿姨是第一个停下的，她是红星厂退休的检验员，一辈子跟布料打交道，最是挑剔。
去年她在巷尾买过件杂牌童装，洗了三次就缩成了娃娃衫，孙子穿不了，只能送给邻居家的小娃，想起这事她就心疼。
她伸手碰了碰T恤袖子，指尖刚碰到布料又赶紧缩回去，像怕沾了什么似的，眉头皱着：
“自制的能靠谱？
“别洗两次就变形，我家小子上次穿的杂牌，洗了三次就缩成娃娃衫了，领口还卷得像朵花。”
林凡赶紧搬了张掉漆的木凳放在旁边，那凳子是他从老家带来的，凳面有圈圈清晰的年轮，是爷爷年轻时打的，爷爷说“这凳子结实，能坐一辈子”。
他把米白T恤摊在膝盖上，指着领口说：
“赵姨您摸摸，这棉线是新疆长绒棉，我去红星厂盯了三天，看着张师傅纺的纱。张师傅纺了三十年纱，手上的茧子比这布料还厚，上次有批纱线纤维短了点，他直接扔了，说‘给娃用的，不能凑活’。”
王猛则守在旁边，手里转着个卷笔刀——那是店里卖不动的样品，刀片都钝了，转起来“咔啦”响——大嗓门亮得能掀了屋顶：
“咱这是实打实的料！不是那种掺化纤的次品，去年我邻居家娃穿化纤衣，后背起了一片红疹，哭了半宿！您看这领口，用的是双股线锁边，洗了绝不会卷！”
赵阿姨还是犹豫，手指在布料上捻来捻去，没说话。倒是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，拽着妈妈的衣角凑了过来，羊角辫上的红绳晃来晃去，指尖轻轻戳着T恤上的小口袋，布料摩擦出细碎的“沙沙”声：
“妈妈，我想装糖，装我的橘子糖。上次我的糖放在兜里，都化了，黏糊糊的，洗了半天才掉。”
妈妈皱着眉把她拉开，声音压得低低的：
“再看看，别买亏了，上次在集市买的衣服，回家才发现腋下有个洞，找摊主还不认账，摊主说‘你自己穿坏的’，气得我好几天没睡好。”
林凡看着她们的背影，手指无意识地捻着衣角，心里有点发慌——他想起上个月为了凑五百块定金（红星厂要先付三成定金），跑遍了三家亲戚：
二姨家养猪，刚卖了两头小猪，犹豫半天借了五十，二姨塞钱时说“这钱你要是赔了，不用急着还”；三舅是小学老师，每月工资才一百二，给了一百，还反复叮嘱“别跟人瞎折腾，文具店好好开着就行”；
最后找表哥借了三百五，表哥说“你这文具店都快撑不下去了，还搞童装，要是赔了，你咋养笑笑？”
夜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满脑子都是堆成山的童装卖不出去的样子，连梦里都是仓库的霉味，现在那点慌又冒了头，像吞了口生米，硌得慌。
转机在周六上午悄然而至。
常来买教案本的李老师领着五岁的妞妞进了店，身上带着粉笔灰混着“六神”花露水的味道——李老师在县二小教语文，每天要写三黑板板书，袖口总沾着白粉笔末，上次写板书时粉笔断了，还溅了一身灰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