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案水落石出，朱允熥心中却没有半分轻松，反而愈发沉重。
在他这个来自后世的灵魂看来，大明看似森严的律法体系之下，实则暗藏着无数荒谬且血腥的潜规则。
就以审讯为例，“刑讯”二字，便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悖论。
大明律法并未对其做出明确的界定，使其始终游走于允许与不允许的灰色地带。
它就像一柄悬在所有办案人员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
若用刑讯逼供屈打成招，最终案件被坐实，那么用刑便成了无人追究的“办案的必要手段”。
可一旦案情反转，当初用刑之人，便会因“枉法”而获滔天大罪。
这种机制，无异于鼓励办案者一旦动刑，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案件办成“铁案”。
而比这更致命的，是那一道道“限期破案”的催命符。
一旦发生人命重案，上面往往会勒令衙役捕快在三五日，或七八日内必须侦破。
逾期不破，办案的捕快便要挨板子，刑罚日日加重，直至破案为止。
那么，倘若真的破不了呢？
答案是：没有破不了的案。
至少，在卷宗上是如此。
于是，一个光怪陆离的现象便产生了.
无论多么扑朔迷离的悬案，只要上面有令，便总能“限期侦破”。
最终呈现出一个完美的“百分百破案率”。
除非是上面不问的案件，否则，所有案子，必破无疑。
这完美的背后，所倚仗的，是一套私下里称为“摸鱼”的“破案”手段。
简而言之，便是为那些无法侦破的案子，胡乱抓一个替死鬼。
为了避免节外生枝，这些“替死鬼”通常是在地方上素有劣迹、人人喊打的“老混子”。
将这些人的名字写在纸条上，揉成一团，随手一摸，摸出谁，谁便是那桩无头公案的“真凶”。
这写着名字的纸条，便是一本简陋的“生死簿”。
那随意一摸，便是一场荒诞的审判。
如此一来，既可向上面的官员交差，又因那“凶手”本就声名狼藉，百姓听闻其伏法，非但不会怀疑，反而会拍手称快，甚至夸赞官府“神速破案，为民除害”。
那“凶手”本人，因其素来便有恶迹，更无人会为其喊半句冤枉。
至于如何让“真凶”认罪，那便更简单了。
一套衙门里代代相传的“大记忆恢复术”打下去，别说是承认杀人，便是让他招认自己昨夜偷了天上的月亮，强奸了森林里的老虎，他也得画押认罪。
正是依靠这种种手段，才确保了重案的“必破”。
否则，以大明眼下的勘验技术和破案手段，不知有多少案件，将注定成为无头公案。
高居庙堂的官员们，当真对此一无所知吗？
自然不是。
只不过，在这台庞大的国家机器眼中，个案的“公正”，从来就不是其运转的核心目的。
“秩序”，才是。
“公平正义”只是高高挂起的旗帜。
“维护社会稳定有序”，才是统治阶层最根本、最核心的诉求。
只要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安定，社会秩序井然，那么个别人的生死冤屈，便显得不那么重要了。
朝廷与官府的视角，永远立于“大局”之上。
从这个角度俯瞰，这甚至是一笔“划算”的买卖。
牺牲一个本就为社会所唾弃的“老混子”，既能向上级官员交差，又能震慑宵小，还能安抚民众情绪。
相比于一桩悬案始终未破所带来的持续恐慌与秩序损耗，其“整体社会收益”，无疑是更高的。
这，便是帝国运转的冰冷逻辑。
在宏大的秩序面前，个体的冤屈，轻如鸿毛。
“牺牲一人，活百官……”
朱允熥在心中反复咀嚼着沈墨这句话，只觉得无比荒谬与冰冷。
帝国，难道不正是由这一个个鲜活的“一人”所组成的吗？
百姓的生命，难道就真的不如官员的前程重要吗？
平日里，捕快们习惯冤枉几个“老混子”平息事态，交出一份让上级官吏与百姓都“满意”的答卷，实则后患无穷。
它不仅让真凶逍遥法外，在暗中嘲笑着帝国的无能，更是在腐蚀着帝国的根基。
短期来看，危害似乎不大。
可久而久之，官府的底线便被一再试探，律法的尊严荡然无存，只会助长罪恶的嚣张气焰。
更可怕的是，当体系内的官员，从上到下都对冤案视而不见时，一种“作恶的惯性”便会形成。
今天，他们能为了所谓的“大局”牺牲一个“老混子”。
明天，他们就能为了同样的大局，牺牲任何一个挡了路的无辜百姓。
当“大局”成为可以随意牺牲个体的借口时，那么为了“大局”，天下便再无不可冤之人！
沈墨之所以对一条人命如此麻木，正是因为他身为一省臬台，见过了太多被“大局”所牺牲的冤魂，早已见怪不怪，习以为常了。
故而，在他看来，席云琅的命不重要。
他根本不会因为席云琅无辜冤死而良心不安
朱允熥心中暗暗想着。
“律法，应当是惩前毖后，治病救人。”
“既要有雷霆手段惩戒罪恶，更要有春风化雨的规则去引导和约束。”
“如今这套制度，等于是逼着大明的官员，用百姓的性命和自己的前程，去进行一场豪赌！”
赢了，官运亨通；输了，便是万劫不复。
在这样的体系里，人人自危，人人都会优先选择“自保”。
而“自保”的最佳手段，便是“文过饰非，层层加码”。
一套良性的制度，应当如同一条稳固的河道。它既能约束河水（权力），不使其泛滥，也能保护河道本身（官吏），不被洪水冲垮。
它给予的，应当是一条清晰、安全、可依循的路径，而非一步走错，便粉身碎骨的悬崖。
“重要命案必破”，初衷是好的。
但必须承认，人力有时而穷。
强行要求所有案件必须侦破，本身便违背了“事有难易，人有穷尽”的客观之理。
在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下，为了免于责罚，地方官吏除了制造冤案，别无他法。
正确的做法，应当是建立一个分级响应机制。
地方无法侦破的案件，便由上级官府衙门调集更多资源介入，而不是一味地逼迫和惩罚。
对于地方官府衙门，可以有一个破案率高低的考核，作为衡量政绩的重要依据。
但同时要求，破案必须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。
否则，其引发的后果，比没有破案更糟糕。
事实上，一个地方可能维持很高的破案率，比如说大于百分之九十，或者更高。
但不可能所有案件都百分之百侦破。
能侦破绝大部分，已经足以震慑不法之徒了。
此外，大明律严苛，于“惩”之一道，可谓极致。
然则，“防”永远重于“惩”。
与其在决堤之后费万钧之力去堵塞，远不如在堤坝出现第一道裂缝时便及时修补。
对官员的惩处亦是同理。
若小错与大罪一概而论，皆施以重典，那官员一旦犯下小错，便会因为恐惧而拼命掩盖。
其后果，便是如滚雪球一般，将小错捂成大案，最终无可挽回。
这就好比将盗窃一两银子也判为死罪，那盗贼为了不被发现，必然会选择杀人灭口，因为“偷”与“杀”的罪责已无分别。
大明律法重惩犯错的官员，亦是犯了同样的错误。
想到此处，朱允熥沉声下令：
“传朕旨意：”
“其一，着政务处召集大理寺、都察院官员，即刻审议修订律法中有关官员失察、渎职的条款，必须做到权责分明，量刑得当，小过警戒，大罪严惩，杜绝一概而论！”
“其二，着刑部即刻拟定《捕快查案条例》与《刑事审讯章程》，从抓捕、审讯、取证到判决，每一个环节都要有明确、具体的条令规范，让各级捕快有法可依，有章可循，杜绝刑讯逼供与主观臆断！”
“其三、着法部制定《案件审理规定》，让各省法司，各府法科，各县法房，严格按规定审案判案，而不是草率乱判。”
“朕要让这天下的案子，都办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！”
很快，一道道雷霆圣谕通过电报专线自山东发往金陵，再经由政务处晓谕天下。
继河南官场大整顿之后，山东司法体系又有大批官吏落马。
这般霹雳手段，令天下官场皆为之震动。
谁都看得出来，一场由陛下亲自推动，旨在澄清吏治、肃正朝纲的风暴，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。
在单县盘桓数日，处置完首尾后，朱允熥的天子车驾继续东行，前往孔圣故里，曲阜。
圣人的这面大旗对眼下大明的统治，无论是对内的道德教育，还是对外的舆论与宣传，都是非常有用的，他还想继续扛起来。
……
就在天子车驾向东，往圣人故里而去的同时，另一支同样风尘仆仆的队伍，正自西而来，历经数月跋涉，终于也踏入了山东的境地。
这支队伍，正是从西域远道而来，载着古丽扎巴与笛娜渃娅二美的车队。
这一路上，护送的将领们时刻通过电报问询着皇帝的行踪，数次调整路线，这才勉强追上了御驾的步伐。
踏入山东地界后，为首的将领才算长舒了一口气。
倒不是担忧安全。
在大明腹地，想来无人敢惊扰这支进献给皇帝的“贡礼”车队。
只是，赶在天子回京之前，将这两位西域明珠安然无恙地送到御前，始终是一项沉甸甸的使命。
更何况，古丽扎巴与笛娜渃娅毕竟是金枝玉叶，初次远离故土，面对中原迥异的水土气候，多少有些不适。
长途车马劳顿，竟让两位姑娘同时病倒，不得不中途休整数日，方才重新上路。
所幸，天子自入河南后便放缓了行程，这才给了他们追赶的机会。
进入华北平原，沿途景致又西北的大明截然不同。
这里是中原腹心，沃野千里，城池雄伟，道路开阔，繁华气象更甚之前经过的诸多地方。
病愈之后，两位姑娘的心情也随之明朗起来。
她们并坐于宽敞的马车中，一面欣赏着窗外飞速掠过的田园风光，一面用故乡的语言说着私房话。
“姐姐，你说那位大明皇帝，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？”年岁稍小的笛娜渃娅倚着软枕，眼中既有好奇，也有一丝怯意。
这个问题，她这一路，已经问了无数遍。
古丽扎巴为她理了理被风吹乱的鬓发，轻笑道：“不管他是何模样，如今你我，都已是他的女人了。”
“只盼大明皇帝，是个值得托付的英雄。”
话虽如此，她那紧紧交握的指尖，还是泄露了内心的紧张。
在这支队伍中，还有一道身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。
那便是朱橚。
如今的他，正以西域王庭特聘“神医”的身份，四处活动。
所谓“外来的和尚好念经”，接待车队的各级官吏，听闻这位“曹神医”的来头，无不肃然起敬。
更有不少人，或是为自己，或是为家中亲眷，前来求医问药。
朱橚的医术本就精湛，只凭望闻问切，便能将病理根源剖析得丝丝入扣，开出的药方更是对症下石，往往一剂便有奇效，无愧“神医”之名。
更令那些官员折服的，是他那渊博的学识。
他能与官员们从《论语》谈到《史记》，从诗词歌赋谈到棋艺书画，其见识之广博，辞令之典雅，常令那些自诩饱读诗书的官员都自愧弗如，心中暗暗称奇。
一个久居西域之人，对中原文化竟有如此登峰造极的理解，实乃奇人！
于是，“曹神医”之名不胫而走，待车队抵达山东时，他已是无数官员争相宴请的座上宾。
谁又能想到，这位悬壶济世的西域神医，精通华夏文化的异域使臣，其真实身份，竟是大明朝廷海捕文书上第一等的重犯，那位曾兴兵作乱，后来逃得不见踪影的废王，周王朱橚。
……
在他这个来自后世的灵魂看来，大明看似森严的律法体系之下，实则暗藏着无数荒谬且血腥的潜规则。
就以审讯为例，“刑讯”二字，便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悖论。
大明律法并未对其做出明确的界定，使其始终游走于允许与不允许的灰色地带。
它就像一柄悬在所有办案人员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
若用刑讯逼供屈打成招，最终案件被坐实，那么用刑便成了无人追究的“办案的必要手段”。
可一旦案情反转，当初用刑之人，便会因“枉法”而获滔天大罪。
这种机制，无异于鼓励办案者一旦动刑，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案件办成“铁案”。
而比这更致命的，是那一道道“限期破案”的催命符。
一旦发生人命重案，上面往往会勒令衙役捕快在三五日，或七八日内必须侦破。
逾期不破，办案的捕快便要挨板子，刑罚日日加重，直至破案为止。
那么，倘若真的破不了呢？
答案是：没有破不了的案。
至少，在卷宗上是如此。
于是，一个光怪陆离的现象便产生了.
无论多么扑朔迷离的悬案，只要上面有令，便总能“限期侦破”。
最终呈现出一个完美的“百分百破案率”。
除非是上面不问的案件，否则，所有案子，必破无疑。
这完美的背后，所倚仗的，是一套私下里称为“摸鱼”的“破案”手段。
简而言之，便是为那些无法侦破的案子，胡乱抓一个替死鬼。
为了避免节外生枝，这些“替死鬼”通常是在地方上素有劣迹、人人喊打的“老混子”。
将这些人的名字写在纸条上，揉成一团，随手一摸，摸出谁，谁便是那桩无头公案的“真凶”。
这写着名字的纸条，便是一本简陋的“生死簿”。
那随意一摸，便是一场荒诞的审判。
如此一来，既可向上面的官员交差，又因那“凶手”本就声名狼藉，百姓听闻其伏法，非但不会怀疑，反而会拍手称快，甚至夸赞官府“神速破案，为民除害”。
那“凶手”本人，因其素来便有恶迹，更无人会为其喊半句冤枉。
至于如何让“真凶”认罪，那便更简单了。
一套衙门里代代相传的“大记忆恢复术”打下去，别说是承认杀人，便是让他招认自己昨夜偷了天上的月亮，强奸了森林里的老虎，他也得画押认罪。
正是依靠这种种手段，才确保了重案的“必破”。
否则，以大明眼下的勘验技术和破案手段，不知有多少案件，将注定成为无头公案。
高居庙堂的官员们，当真对此一无所知吗？
自然不是。
只不过，在这台庞大的国家机器眼中，个案的“公正”，从来就不是其运转的核心目的。
“秩序”，才是。
“公平正义”只是高高挂起的旗帜。
“维护社会稳定有序”，才是统治阶层最根本、最核心的诉求。
只要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安定，社会秩序井然，那么个别人的生死冤屈，便显得不那么重要了。
朝廷与官府的视角，永远立于“大局”之上。
从这个角度俯瞰，这甚至是一笔“划算”的买卖。
牺牲一个本就为社会所唾弃的“老混子”，既能向上级官员交差，又能震慑宵小，还能安抚民众情绪。
相比于一桩悬案始终未破所带来的持续恐慌与秩序损耗，其“整体社会收益”，无疑是更高的。
这，便是帝国运转的冰冷逻辑。
在宏大的秩序面前，个体的冤屈，轻如鸿毛。
“牺牲一人，活百官……”
朱允熥在心中反复咀嚼着沈墨这句话，只觉得无比荒谬与冰冷。
帝国，难道不正是由这一个个鲜活的“一人”所组成的吗？
百姓的生命，难道就真的不如官员的前程重要吗？
平日里，捕快们习惯冤枉几个“老混子”平息事态，交出一份让上级官吏与百姓都“满意”的答卷，实则后患无穷。
它不仅让真凶逍遥法外，在暗中嘲笑着帝国的无能，更是在腐蚀着帝国的根基。
短期来看，危害似乎不大。
可久而久之，官府的底线便被一再试探，律法的尊严荡然无存，只会助长罪恶的嚣张气焰。
更可怕的是，当体系内的官员，从上到下都对冤案视而不见时，一种“作恶的惯性”便会形成。
今天，他们能为了所谓的“大局”牺牲一个“老混子”。
明天，他们就能为了同样的大局，牺牲任何一个挡了路的无辜百姓。
当“大局”成为可以随意牺牲个体的借口时，那么为了“大局”，天下便再无不可冤之人！
沈墨之所以对一条人命如此麻木，正是因为他身为一省臬台，见过了太多被“大局”所牺牲的冤魂，早已见怪不怪，习以为常了。
故而，在他看来，席云琅的命不重要。
他根本不会因为席云琅无辜冤死而良心不安
朱允熥心中暗暗想着。
“律法，应当是惩前毖后，治病救人。”
“既要有雷霆手段惩戒罪恶，更要有春风化雨的规则去引导和约束。”
“如今这套制度，等于是逼着大明的官员，用百姓的性命和自己的前程，去进行一场豪赌！”
赢了，官运亨通；输了，便是万劫不复。
在这样的体系里，人人自危，人人都会优先选择“自保”。
而“自保”的最佳手段，便是“文过饰非，层层加码”。
一套良性的制度，应当如同一条稳固的河道。它既能约束河水（权力），不使其泛滥，也能保护河道本身（官吏），不被洪水冲垮。
它给予的，应当是一条清晰、安全、可依循的路径，而非一步走错，便粉身碎骨的悬崖。
“重要命案必破”，初衷是好的。
但必须承认，人力有时而穷。
强行要求所有案件必须侦破，本身便违背了“事有难易，人有穷尽”的客观之理。
在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下，为了免于责罚，地方官吏除了制造冤案，别无他法。
正确的做法，应当是建立一个分级响应机制。
地方无法侦破的案件，便由上级官府衙门调集更多资源介入，而不是一味地逼迫和惩罚。
对于地方官府衙门，可以有一个破案率高低的考核，作为衡量政绩的重要依据。
但同时要求，破案必须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。
否则，其引发的后果，比没有破案更糟糕。
事实上，一个地方可能维持很高的破案率，比如说大于百分之九十，或者更高。
但不可能所有案件都百分之百侦破。
能侦破绝大部分，已经足以震慑不法之徒了。
此外，大明律严苛，于“惩”之一道，可谓极致。
然则，“防”永远重于“惩”。
与其在决堤之后费万钧之力去堵塞，远不如在堤坝出现第一道裂缝时便及时修补。
对官员的惩处亦是同理。
若小错与大罪一概而论，皆施以重典，那官员一旦犯下小错，便会因为恐惧而拼命掩盖。
其后果，便是如滚雪球一般，将小错捂成大案，最终无可挽回。
这就好比将盗窃一两银子也判为死罪，那盗贼为了不被发现，必然会选择杀人灭口，因为“偷”与“杀”的罪责已无分别。
大明律法重惩犯错的官员，亦是犯了同样的错误。
想到此处，朱允熥沉声下令：
“传朕旨意：”
“其一，着政务处召集大理寺、都察院官员，即刻审议修订律法中有关官员失察、渎职的条款，必须做到权责分明，量刑得当，小过警戒，大罪严惩，杜绝一概而论！”
“其二，着刑部即刻拟定《捕快查案条例》与《刑事审讯章程》，从抓捕、审讯、取证到判决，每一个环节都要有明确、具体的条令规范，让各级捕快有法可依，有章可循，杜绝刑讯逼供与主观臆断！”
“其三、着法部制定《案件审理规定》，让各省法司，各府法科，各县法房，严格按规定审案判案，而不是草率乱判。”
“朕要让这天下的案子，都办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！”
很快，一道道雷霆圣谕通过电报专线自山东发往金陵，再经由政务处晓谕天下。
继河南官场大整顿之后，山东司法体系又有大批官吏落马。
这般霹雳手段，令天下官场皆为之震动。
谁都看得出来，一场由陛下亲自推动，旨在澄清吏治、肃正朝纲的风暴，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。
在单县盘桓数日，处置完首尾后，朱允熥的天子车驾继续东行，前往孔圣故里，曲阜。
圣人的这面大旗对眼下大明的统治，无论是对内的道德教育，还是对外的舆论与宣传，都是非常有用的，他还想继续扛起来。
……
就在天子车驾向东，往圣人故里而去的同时，另一支同样风尘仆仆的队伍，正自西而来，历经数月跋涉，终于也踏入了山东的境地。
这支队伍，正是从西域远道而来，载着古丽扎巴与笛娜渃娅二美的车队。
这一路上，护送的将领们时刻通过电报问询着皇帝的行踪，数次调整路线，这才勉强追上了御驾的步伐。
踏入山东地界后，为首的将领才算长舒了一口气。
倒不是担忧安全。
在大明腹地，想来无人敢惊扰这支进献给皇帝的“贡礼”车队。
只是，赶在天子回京之前，将这两位西域明珠安然无恙地送到御前，始终是一项沉甸甸的使命。
更何况，古丽扎巴与笛娜渃娅毕竟是金枝玉叶，初次远离故土，面对中原迥异的水土气候，多少有些不适。
长途车马劳顿，竟让两位姑娘同时病倒，不得不中途休整数日，方才重新上路。
所幸，天子自入河南后便放缓了行程，这才给了他们追赶的机会。
进入华北平原，沿途景致又西北的大明截然不同。
这里是中原腹心，沃野千里，城池雄伟，道路开阔，繁华气象更甚之前经过的诸多地方。
病愈之后，两位姑娘的心情也随之明朗起来。
她们并坐于宽敞的马车中，一面欣赏着窗外飞速掠过的田园风光，一面用故乡的语言说着私房话。
“姐姐，你说那位大明皇帝，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？”年岁稍小的笛娜渃娅倚着软枕，眼中既有好奇，也有一丝怯意。
这个问题，她这一路，已经问了无数遍。
古丽扎巴为她理了理被风吹乱的鬓发，轻笑道：“不管他是何模样，如今你我，都已是他的女人了。”
“只盼大明皇帝，是个值得托付的英雄。”
话虽如此，她那紧紧交握的指尖，还是泄露了内心的紧张。
在这支队伍中，还有一道身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。
那便是朱橚。
如今的他，正以西域王庭特聘“神医”的身份，四处活动。
所谓“外来的和尚好念经”，接待车队的各级官吏，听闻这位“曹神医”的来头，无不肃然起敬。
更有不少人，或是为自己，或是为家中亲眷，前来求医问药。
朱橚的医术本就精湛，只凭望闻问切，便能将病理根源剖析得丝丝入扣，开出的药方更是对症下石，往往一剂便有奇效，无愧“神医”之名。
更令那些官员折服的，是他那渊博的学识。
他能与官员们从《论语》谈到《史记》，从诗词歌赋谈到棋艺书画，其见识之广博，辞令之典雅，常令那些自诩饱读诗书的官员都自愧弗如，心中暗暗称奇。
一个久居西域之人，对中原文化竟有如此登峰造极的理解，实乃奇人！
于是，“曹神医”之名不胫而走，待车队抵达山东时，他已是无数官员争相宴请的座上宾。
谁又能想到，这位悬壶济世的西域神医，精通华夏文化的异域使臣，其真实身份，竟是大明朝廷海捕文书上第一等的重犯，那位曾兴兵作乱，后来逃得不见踪影的废王，周王朱橚。
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