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在我们收拾东西准备走的时候，一个穿灰色外套的老人走了过来，手里拿着一本旧书，盯着我们桌上的校史资料看。“你们是青雨中学的学生？”老人的声音很沙哑，带着点颤。林砚点了点头：“爷爷，您知道青雨中学1985年的事吗？”
老人叹了口气，拉过一把椅子坐下：“我以前是青雨中学的门卫，1980年到1990年在那里上班。李砚秋老师失踪的时候，我就在场。”我和林砚对视一眼，赶紧坐直了身子。
“1985年11月15号，那天晚上下着雪，”老人的眼睛看着远处，像是在回忆，“李老师晚上九点多还在旧楼里，我看见她抱着一个画框从里面出来，往地下室的方向走。后来我听见地下室传来‘砰’的一声，再过去看，地下室的门已经锁了，钥匙插在锁孔里，李老师却不见了。”
“画框？”林砚追问，“是《青雨秋景》吗？”老人点了点头：“对，那幅画是李老师画的，画的是旧楼后面的梧桐树，秋天的时候，叶子全黄了，特别好看。她画完之后，挂在美术室里，天天去看。”
“那地下室里有什么？”我问。老人摇了摇头：“不知道，我没进去过。学校规定，除了后勤的人，谁都不能去地下室。李老师失踪后，学校就把地下室的门封了，用砖砌死的，还贴了封条。”
老人又说，周曼君在李老师失踪后，天天去旧楼找，有一次被校长撞见了，骂了她一顿，没过多久她就退学了。“那时候我觉得奇怪，”老人压低声音，“李老师失踪后，有个穿黑衣服的男人来过学校，找校长要‘东西’，校长没给，两个人吵得很凶。”
我们谢过老人，走出图书馆的时候，天已经快黑了。“那个穿黑衣服的男人，肯定就是我们在旧楼遇到的人。”林砚说，她的手指攥得发白，“他在找那幅画，还有地下室的钥匙。”
我看着林砚，突然觉得有点害怕。我们好像在和一个看不见的人赛跑，他比我们知道得多，比我们有准备。但林砚的眼神却很坚定，她把那本周曼君的笔记本抱在怀里，像是抱着一个承诺：“不管他是谁，我们都要找到真相。李老师不能白失踪，周曼君的退学也不能白退。”
第二次去旧楼，是在一周后的周六下午。这次我们带了更多东西：锤子、撬棍、防水手电筒，还有林砚从她爷爷那里借的万用表——用来检测地下室有没有电路。我们还约了同班的张磊，他爸爸是电工，懂点电路维修，万一地下室里有旧电线，能帮上忙。
“你们确定要去地下室？”张磊站在旧楼一楼的楼梯间前，看着墙面上斑驳的痕迹，“我爸说，旧建筑的地下室最危险，可能有塌方的风险。”“我们有撬棍，要是发现不对就赶紧走。”林砚说，她已经用手电筒照过楼梯间的墙面了——1952年的图纸上标注的地下室入口，就在楼梯下面的墙面，现在被砖封着，砖缝里的水泥已经开裂，露出里面的旧砖。
张磊从包里拿出万用表，对着墙面检测了一下：“没有电流，应该安全。”林砚拿起撬棍，插进砖缝里，用力一撬——一块砖“哗啦”一声掉了下来，露出里面的黑暗。我们轮流撬砖，灰尘落在头发上、衣服上，呛得我们不停咳嗽。大概撬了半个小时，墙上终于出现了一个能容一个人钻进去的洞。
林砚先钻了进去，我和张磊跟在后面。地下室里比想象中干燥，没有霉味，只有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道。我们打开防水手电筒，光柱扫过四周——地下室不大，大概二十平米，四周的墙面上刷着白灰，已经发黄剥落。角落里堆着几个旧木箱，上面盖着帆布，帆布上全是灰尘。
“你们看这里。”林砚的手电筒光停在一面墙上，墙上画着几个奇怪的符号——不是文字，像是几何图形，有三角形、圆形，还有一些弯曲的线条，符号之间用虚线连起来，像是一张地图。“这和我在周曼君笔记本里看到的符号一样！”林砚激动地走过去，用手摸了摸墙面，“是用红漆画的，还没完全掉。”
张磊走过去，用手电筒照了照符号：“这看起来像电路图，又不像。你们看这个三角形，里面有个小圆圈，像是某种装置的标志。”我蹲在地上，看见地面上有一道浅浅的痕迹，像是被重物拖过的，一直延伸到角落里的旧木箱。
我们走过去，掀开帆布——里面有三个木箱，都上了锁。林砚拿出螺丝刀，撬开第一个木箱的锁——里面装的全是旧实验报告，纸页已经泛黄，上面写着“青雨中学化学实验室”的字样，日期都是1985年的。
“化学实验报告？”张磊拿起一份报告，念了出来，“‘实验名称：植物色素提取与稳定性研究。实验材料：青雨中学旧楼后梧桐树叶片。实验结果：提取的色素在特定光照下会产生荧光，稳定性较差，需避光保存。’”
林砚拿起另一份报告，上面的实验名称是“色素与纸张结合实验”，实验材料还是梧桐树叶片，实验结果写着“色素可与宣纸结合，形成特殊图案，在紫外线下可见”。“李老师是美术老师，为什么会有化学实验报告？”我疑惑地问。
“可能她不是在做美术，是在做实验。”林砚说，她翻到报告的最后一页，署名是“李砚秋、周曼君”。“周曼君也参与了！”我惊讶地说。林砚点了点头：“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周曼君会跟着李老师，她不是好奇，是在帮李老师做实验。”
我们撬开第二个木箱，里面装的是一些玻璃器皿，烧杯、试管，还有几个密封的玻璃瓶，里面装着暗绿色的液体，看起来像是树叶提取液。第三个木箱里是一卷宣纸，上面画着一些图案，但肉眼看不清楚，只有一片空白。“这就是周曼君笔记里说的‘看不见的画’吧？”林砚拿起一张宣纸，对着手电筒的光看了看，“用梧桐叶色素画的，在普通光线下看不见，得用紫外线。”
张磊从包里拿出一个紫外线手电筒——他特意带来的，说是用来检测旧电线的。他按亮手电筒，照在宣纸上——奇迹发生了：宣纸上慢慢显现出一幅画，画的是旧楼后面的梧桐树，和老人说的《青雨秋景》一样，但在树的下面，画着一个小小的地下室入口，入口旁边有一个符号——和墙上的三角形符号一模一样。
“这就是《青雨秋景》的真正内容！”林砚激动地说，“李老师把地下室的位置画在了画里，用特殊的色素，只有紫外线才能看见。那个穿黑衣服的男人，就是在找这幅画！”
就在这时，张磊突然“哎呀”一声，手电筒掉在了地上。“怎么了？”林砚赶紧捡起手电筒。“我刚才好像看见外面有个人影。”张磊指着地下室的入口，声音有点发颤，“就在洞口，一闪而过。”
我们赶紧关掉手电筒，躲在木箱后面。外面传来脚步声，慢慢靠近洞口，停在了外面。我们屏住呼吸，听见有人在说话，声音很低，听不清楚，但能分辨出是个男人的声音。过了大概一分钟，脚步声又响了起来，慢慢走远了。
“他肯定知道我们在这里。”张磊说，他的脸色有点白，“我们赶紧走吧，这里太危险了。”林砚点了点头，她把那几份实验报告和一张宣纸放进包里，“这些都是证据，我们得带走。”
我们从洞口钻出来，把撬下来的砖重新填回去，尽量恢复原样。走出旧楼的时候，夕阳已经落在了教学楼的后面，把旧楼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张磊说他再也不来了，太吓人了，我也有点后怕，但林砚却好像更坚定了：“那个男人在找画，我们得比他先找到。画在谁手里，谁就能知道李老师的秘密。”
回家的路上，我看着林砚手里的宣纸，在普通光线下，它还是一片空白，像什么都没有。但我知道，它里面藏着一个四十年前的秘密，一个关于李老师、周曼君，还有青雨中学的秘密。而我们，已经离这个秘密越来越近了。
林砚在网上查了一周，终于找到了周曼君的线索——她退学后去了南方，结婚生子，2018年去世了，她的女儿现在在本市的一家博物馆工作，叫陈曦。我们联系了陈曦，说想了解她母亲当年在青雨中学的事，她很爽快地答应了，约我们在博物馆门口见面。
周六上午的博物馆人很多，陈曦穿着一身米色的工作服，梳着马尾，和照片上的周曼君长得很像。“我妈妈很少提青雨中学的事，”我们坐在博物馆的休息区，陈曦手里拿着一杯咖啡，“她说那是她‘最遗憾也最骄傲’的日子。”
“遗憾是因为退学，骄傲是因为和李老师一起做实验？”林砚问。陈曦惊讶地看着她：“你怎么知道？我妈妈去世前，给我留了一个盒子，里面有一本笔记本和一把钥匙，说‘如果有青雨中学的人来找，就把这个给他们’。”
我们跟着陈曦回了她的家。她家不大，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画，画的是梧桐树，和我们在地下室找到的宣纸上的画很像。“这是我妈妈画的，”陈曦说，“她退学后一直画画，画的全是青雨中学的梧桐树。”
陈曦从卧室里拿出一个木盒子，打开——里面果然有一本笔记本，和林砚手里的那本一模一样，还有一把铜钥匙，钥匙上刻着一个三角形符号，和地下室墙上的符号一样。“这是我妈妈的第二本笔记本，”陈曦说，“里面写的是她退学后的事。”
我们翻开笔记本，里面的字迹比第一本更潦草，带着点慌乱。“1985年12月，我退学了。校长找我谈话，说李老师‘犯了错’，让我别再找她。但我知道，李老师是为了保护那幅画。”“画里藏着‘青雨的根’——是学校1952年建校时，埋下的一个时间胶囊，里面有建校时的文件、老师和学生的照片，还有一份‘未来信’，是给五十年后的青雨学生的。”
“李老师发现了时间胶囊的位置，就在旧楼地下室的墙里。她怕有人破坏，就用梧桐叶色素画了《青雨秋景》，把位置藏在画里。那个穿黑衣服的男人，是当时教育局的一个干部，他想把时间胶囊里的文件拿走，说是‘过时的东西’，李老师不同意，两个人吵了起来。”
“1985年11月15号，李老师给我打电话，说‘我把画藏好了，钥匙在你那里，你要保管好，等五十年后，交给青雨中学的学生’。我去学校找她，却看见那个穿黑衣服的男人在旧楼里，我不敢进去，只能在外面等。后来警察来了，说李老师失踪了。”
看到这里，林砚的眼泪掉了下来。她拿出那本从旧书市场淘来的笔记本，和陈曦手里的笔记本放在一起——两本笔记本的最后一页，都画着同一个符号：三角形里面有个小圆圈。“这是时间胶囊的标志，”陈曦说，“我妈妈说，李老师画这个符号，是为了让我们记住，时间胶囊里藏着青雨中学的‘根’。”
“那把钥匙，是开什么的？”我问。陈曦拿起钥匙，递给林砚：“我妈妈说，这是开时间胶囊的钥匙。时间胶囊藏在地下室的墙里，墙上有个暗门，暗门的锁就是这个符号的形状。”
我们回到青雨中学的时候，已经是下午了。这次我们没有偷偷摸摸，而是去找了校长——林砚把两本笔记本、实验报告、宣纸，还有陈曦的证词都交给了校长。校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，看完这些东西，沉默了很久。
“其实我知道这件事，”校长说，“我爸爸是1980年代的青雨中学校长，他去世前告诉我，李老师失踪是为了保护时间胶囊，那个穿黑衣服的男人是当时的教育局副局长，想把时间胶囊里的文件销毁，因为里面有一些‘不符合当时政策’的内容。李老师把时间胶囊锁起来，自己躲了起来，就是为了不让他找到。”
“那李老师现在在哪里？”林砚着急地问。校长摇了摇头：“不知道。我爸爸说，李老师可能去了国外，也可能还在本市，但她一直没露面。她临走前给我爸爸留了一封信，说‘等五十年后，再把时间胶囊打开，让青雨的学生看看学校的根’。”
五十年后的时间，就是2003年——还有八年。“但那个穿黑衣服的男人还在找，”林砚说，“我们在旧楼遇到过他，他有美术室的钥匙，还去过地下室。”校长皱起眉：“我会加强旧楼的安保，不让他再进去。你们放心，时间胶囊会安全的。”
老人叹了口气，拉过一把椅子坐下：“我以前是青雨中学的门卫，1980年到1990年在那里上班。李砚秋老师失踪的时候，我就在场。”我和林砚对视一眼，赶紧坐直了身子。
“1985年11月15号，那天晚上下着雪，”老人的眼睛看着远处，像是在回忆，“李老师晚上九点多还在旧楼里，我看见她抱着一个画框从里面出来，往地下室的方向走。后来我听见地下室传来‘砰’的一声，再过去看，地下室的门已经锁了，钥匙插在锁孔里，李老师却不见了。”
“画框？”林砚追问，“是《青雨秋景》吗？”老人点了点头：“对，那幅画是李老师画的，画的是旧楼后面的梧桐树，秋天的时候，叶子全黄了，特别好看。她画完之后，挂在美术室里，天天去看。”
“那地下室里有什么？”我问。老人摇了摇头：“不知道，我没进去过。学校规定，除了后勤的人，谁都不能去地下室。李老师失踪后，学校就把地下室的门封了，用砖砌死的，还贴了封条。”
老人又说，周曼君在李老师失踪后，天天去旧楼找，有一次被校长撞见了，骂了她一顿，没过多久她就退学了。“那时候我觉得奇怪，”老人压低声音，“李老师失踪后，有个穿黑衣服的男人来过学校，找校长要‘东西’，校长没给，两个人吵得很凶。”
我们谢过老人，走出图书馆的时候，天已经快黑了。“那个穿黑衣服的男人，肯定就是我们在旧楼遇到的人。”林砚说，她的手指攥得发白，“他在找那幅画，还有地下室的钥匙。”
我看着林砚，突然觉得有点害怕。我们好像在和一个看不见的人赛跑，他比我们知道得多，比我们有准备。但林砚的眼神却很坚定，她把那本周曼君的笔记本抱在怀里，像是抱着一个承诺：“不管他是谁，我们都要找到真相。李老师不能白失踪，周曼君的退学也不能白退。”
第二次去旧楼，是在一周后的周六下午。这次我们带了更多东西：锤子、撬棍、防水手电筒，还有林砚从她爷爷那里借的万用表——用来检测地下室有没有电路。我们还约了同班的张磊，他爸爸是电工，懂点电路维修，万一地下室里有旧电线，能帮上忙。
“你们确定要去地下室？”张磊站在旧楼一楼的楼梯间前，看着墙面上斑驳的痕迹，“我爸说，旧建筑的地下室最危险，可能有塌方的风险。”“我们有撬棍，要是发现不对就赶紧走。”林砚说，她已经用手电筒照过楼梯间的墙面了——1952年的图纸上标注的地下室入口，就在楼梯下面的墙面，现在被砖封着，砖缝里的水泥已经开裂，露出里面的旧砖。
张磊从包里拿出万用表，对着墙面检测了一下：“没有电流，应该安全。”林砚拿起撬棍，插进砖缝里，用力一撬——一块砖“哗啦”一声掉了下来，露出里面的黑暗。我们轮流撬砖，灰尘落在头发上、衣服上，呛得我们不停咳嗽。大概撬了半个小时，墙上终于出现了一个能容一个人钻进去的洞。
林砚先钻了进去，我和张磊跟在后面。地下室里比想象中干燥，没有霉味，只有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道。我们打开防水手电筒，光柱扫过四周——地下室不大，大概二十平米，四周的墙面上刷着白灰，已经发黄剥落。角落里堆着几个旧木箱，上面盖着帆布，帆布上全是灰尘。
“你们看这里。”林砚的手电筒光停在一面墙上，墙上画着几个奇怪的符号——不是文字，像是几何图形，有三角形、圆形，还有一些弯曲的线条，符号之间用虚线连起来，像是一张地图。“这和我在周曼君笔记本里看到的符号一样！”林砚激动地走过去，用手摸了摸墙面，“是用红漆画的，还没完全掉。”
张磊走过去，用手电筒照了照符号：“这看起来像电路图，又不像。你们看这个三角形，里面有个小圆圈，像是某种装置的标志。”我蹲在地上，看见地面上有一道浅浅的痕迹，像是被重物拖过的，一直延伸到角落里的旧木箱。
我们走过去，掀开帆布——里面有三个木箱，都上了锁。林砚拿出螺丝刀，撬开第一个木箱的锁——里面装的全是旧实验报告，纸页已经泛黄，上面写着“青雨中学化学实验室”的字样，日期都是1985年的。
“化学实验报告？”张磊拿起一份报告，念了出来，“‘实验名称：植物色素提取与稳定性研究。实验材料：青雨中学旧楼后梧桐树叶片。实验结果：提取的色素在特定光照下会产生荧光，稳定性较差，需避光保存。’”
林砚拿起另一份报告，上面的实验名称是“色素与纸张结合实验”，实验材料还是梧桐树叶片，实验结果写着“色素可与宣纸结合，形成特殊图案，在紫外线下可见”。“李老师是美术老师，为什么会有化学实验报告？”我疑惑地问。
“可能她不是在做美术，是在做实验。”林砚说，她翻到报告的最后一页，署名是“李砚秋、周曼君”。“周曼君也参与了！”我惊讶地说。林砚点了点头：“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周曼君会跟着李老师，她不是好奇，是在帮李老师做实验。”
我们撬开第二个木箱，里面装的是一些玻璃器皿，烧杯、试管，还有几个密封的玻璃瓶，里面装着暗绿色的液体，看起来像是树叶提取液。第三个木箱里是一卷宣纸，上面画着一些图案，但肉眼看不清楚，只有一片空白。“这就是周曼君笔记里说的‘看不见的画’吧？”林砚拿起一张宣纸，对着手电筒的光看了看，“用梧桐叶色素画的，在普通光线下看不见，得用紫外线。”
张磊从包里拿出一个紫外线手电筒——他特意带来的，说是用来检测旧电线的。他按亮手电筒，照在宣纸上——奇迹发生了：宣纸上慢慢显现出一幅画，画的是旧楼后面的梧桐树，和老人说的《青雨秋景》一样，但在树的下面，画着一个小小的地下室入口，入口旁边有一个符号——和墙上的三角形符号一模一样。
“这就是《青雨秋景》的真正内容！”林砚激动地说，“李老师把地下室的位置画在了画里，用特殊的色素，只有紫外线才能看见。那个穿黑衣服的男人，就是在找这幅画！”
就在这时，张磊突然“哎呀”一声，手电筒掉在了地上。“怎么了？”林砚赶紧捡起手电筒。“我刚才好像看见外面有个人影。”张磊指着地下室的入口，声音有点发颤，“就在洞口，一闪而过。”
我们赶紧关掉手电筒，躲在木箱后面。外面传来脚步声，慢慢靠近洞口，停在了外面。我们屏住呼吸，听见有人在说话，声音很低，听不清楚，但能分辨出是个男人的声音。过了大概一分钟，脚步声又响了起来，慢慢走远了。
“他肯定知道我们在这里。”张磊说，他的脸色有点白，“我们赶紧走吧，这里太危险了。”林砚点了点头，她把那几份实验报告和一张宣纸放进包里，“这些都是证据，我们得带走。”
我们从洞口钻出来，把撬下来的砖重新填回去，尽量恢复原样。走出旧楼的时候，夕阳已经落在了教学楼的后面，把旧楼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张磊说他再也不来了，太吓人了，我也有点后怕，但林砚却好像更坚定了：“那个男人在找画，我们得比他先找到。画在谁手里，谁就能知道李老师的秘密。”
回家的路上，我看着林砚手里的宣纸，在普通光线下，它还是一片空白，像什么都没有。但我知道，它里面藏着一个四十年前的秘密，一个关于李老师、周曼君，还有青雨中学的秘密。而我们，已经离这个秘密越来越近了。
林砚在网上查了一周，终于找到了周曼君的线索——她退学后去了南方，结婚生子，2018年去世了，她的女儿现在在本市的一家博物馆工作，叫陈曦。我们联系了陈曦，说想了解她母亲当年在青雨中学的事，她很爽快地答应了，约我们在博物馆门口见面。
周六上午的博物馆人很多，陈曦穿着一身米色的工作服，梳着马尾，和照片上的周曼君长得很像。“我妈妈很少提青雨中学的事，”我们坐在博物馆的休息区，陈曦手里拿着一杯咖啡，“她说那是她‘最遗憾也最骄傲’的日子。”
“遗憾是因为退学，骄傲是因为和李老师一起做实验？”林砚问。陈曦惊讶地看着她：“你怎么知道？我妈妈去世前，给我留了一个盒子，里面有一本笔记本和一把钥匙，说‘如果有青雨中学的人来找，就把这个给他们’。”
我们跟着陈曦回了她的家。她家不大，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画，画的是梧桐树，和我们在地下室找到的宣纸上的画很像。“这是我妈妈画的，”陈曦说，“她退学后一直画画，画的全是青雨中学的梧桐树。”
陈曦从卧室里拿出一个木盒子，打开——里面果然有一本笔记本，和林砚手里的那本一模一样，还有一把铜钥匙，钥匙上刻着一个三角形符号，和地下室墙上的符号一样。“这是我妈妈的第二本笔记本，”陈曦说，“里面写的是她退学后的事。”
我们翻开笔记本，里面的字迹比第一本更潦草，带着点慌乱。“1985年12月，我退学了。校长找我谈话，说李老师‘犯了错’，让我别再找她。但我知道，李老师是为了保护那幅画。”“画里藏着‘青雨的根’——是学校1952年建校时，埋下的一个时间胶囊，里面有建校时的文件、老师和学生的照片，还有一份‘未来信’，是给五十年后的青雨学生的。”
“李老师发现了时间胶囊的位置，就在旧楼地下室的墙里。她怕有人破坏，就用梧桐叶色素画了《青雨秋景》，把位置藏在画里。那个穿黑衣服的男人，是当时教育局的一个干部，他想把时间胶囊里的文件拿走，说是‘过时的东西’，李老师不同意，两个人吵了起来。”
“1985年11月15号，李老师给我打电话，说‘我把画藏好了，钥匙在你那里，你要保管好，等五十年后，交给青雨中学的学生’。我去学校找她，却看见那个穿黑衣服的男人在旧楼里，我不敢进去，只能在外面等。后来警察来了，说李老师失踪了。”
看到这里，林砚的眼泪掉了下来。她拿出那本从旧书市场淘来的笔记本，和陈曦手里的笔记本放在一起——两本笔记本的最后一页，都画着同一个符号：三角形里面有个小圆圈。“这是时间胶囊的标志，”陈曦说，“我妈妈说，李老师画这个符号，是为了让我们记住，时间胶囊里藏着青雨中学的‘根’。”
“那把钥匙，是开什么的？”我问。陈曦拿起钥匙，递给林砚：“我妈妈说，这是开时间胶囊的钥匙。时间胶囊藏在地下室的墙里，墙上有个暗门，暗门的锁就是这个符号的形状。”
我们回到青雨中学的时候，已经是下午了。这次我们没有偷偷摸摸，而是去找了校长——林砚把两本笔记本、实验报告、宣纸，还有陈曦的证词都交给了校长。校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，看完这些东西，沉默了很久。
“其实我知道这件事，”校长说，“我爸爸是1980年代的青雨中学校长，他去世前告诉我，李老师失踪是为了保护时间胶囊，那个穿黑衣服的男人是当时的教育局副局长，想把时间胶囊里的文件销毁，因为里面有一些‘不符合当时政策’的内容。李老师把时间胶囊锁起来，自己躲了起来，就是为了不让他找到。”
“那李老师现在在哪里？”林砚着急地问。校长摇了摇头：“不知道。我爸爸说，李老师可能去了国外，也可能还在本市，但她一直没露面。她临走前给我爸爸留了一封信，说‘等五十年后，再把时间胶囊打开，让青雨的学生看看学校的根’。”
五十年后的时间，就是2003年——还有八年。“但那个穿黑衣服的男人还在找，”林砚说，“我们在旧楼遇到过他，他有美术室的钥匙，还去过地下室。”校长皱起眉：“我会加强旧楼的安保，不让他再进去。你们放心，时间胶囊会安全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