水泥浆在正午的日头下泛着灰扑扑的光，我刚把第三袋水泥扛到三楼，裤脚就被工地积洼里的泥浆浸得沉重。砖缝里的野草蔫头耷脑，风卷着沙粒打在脸上，混着额角淌下的汗水，涩得眼睛发疼。工友们蹲在脚手架下吃饭，铝制饭盒碰撞的脆响里，突然有人吹了声口哨——那声音像根细针，刺破了午后的沉闷。
我顺着他们的目光往下看，就看见杨璐站在工地入口的铁皮棚下。米白色的真丝套装裹着她依旧纤瘦的身子，领口别着枚珍珠胸针，在灰扑扑的背景里亮得刺眼。她的高跟鞋尖陷在混着碎石的泥浆里，鞋跟微微倾斜，像是随时要折断的细枝。有个年轻工友放下饭盒，用胳膊肘碰了碰我：“陈哥，那是你家亲戚？穿得跟电视里的人似的。”
我没说话，把毛巾往脖子上一绕，顺着锈迹斑斑的铁梯往下走。每走一步，梯子就发出“吱呀”的呻吟，像在替我喊疼。杨璐的目光早落在我身上，眉头皱得越来越紧，直到我站到她面前，她才往后退了半步——动作很轻，却像一道无形的墙，把我和她隔在两个世界。
“陈迹，我们谈谈。”她的声音比记忆里更冷，尾音带着惯有的不耐烦，手指下意识地摩挲着鳄鱼皮包的金属扣，“女儿学校要搞艺术节，非要请你这个‘大画家’爸爸去讲座。”她刻意加重“大画家”三个字，嘴角勾起一丝若有若无的嘲讽，“我跟她说你忙，她不信，闹得饭都不吃。”
“小雨”两个字撞进耳朵时，我突然攥紧了手里的水泥袋提手，粗糙的纸袋磨得掌心发疼。离婚那年她才到我腰际，扎着两个羊角辫，攥着我衣角哭着问“爸爸要去哪”，我当时没敢回头。现在该有十岁了吧？该长到我胸口高了，会不会还像小时候那样，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梨涡？
“时间，地点。”我嗓子发哑，像被砂纸磨过。杨璐报了下周三下午三点，又上下打量我一遍，目光停在我沾着水泥渍的工装裤上，“你到时候收拾一下，别穿成这样去——给小雨丢人。”她顿了顿，从包里掏出张纸巾，轻轻擦了擦指尖并不存在的灰，“听说你现在住仓库？跟捡破烂的似的。早知道今日，当初何必跟苏曼闹僵？听她的安排，你现在还是那个住洋房的画家。”
我看着她精致的妆容，看着她眼里倒映出的我——头发蓬乱，衣服沾着泥，皮肤被晒得黝黑。曾经我们挤在出租屋里，她会把热汤端到我画架旁，说“陈迹，你的画一定会被人看见”；现在她站在我面前，却嫌我身上的汗味脏。风卷着工地的尘土吹过来，她下意识地捂住口鼻，珍珠胸针在阳光下晃了晃，晃得我眼睛发酸。
“说完了？”我问。她被我这句问噎了一下，脸色沉了沉，冷哼一声：“讲座完你就走，别去跟小雨说些有的没的。别忘了，你现在连自己都养不活，别耽误她。”说完转身就走，高跟鞋在泥浆里崴了一下，她懊恼地跺了跺脚，骂了句“什么破地方”，声音不大，却清清楚楚飘进我耳朵里。
那天晚上，仓库里的灯泡忽明忽暗，我对着墙角那块捡来的碎玻璃照了又照。玻璃上的倒影模糊不清，只能看见满脸的胡茬，像疯长的野草，眼窝陷得很深，眼下的淤青比烟灰还重。我抬手摸了摸脸颊，皮肤糙得能刮下泥来——这哪里是画家陈迹？分明是民工陈迹。
周苓端着热水进来时，我还对着玻璃发愣。她把搪瓷盆放在我脚边，蒸汽裹着淡淡的煤烟味飘上来，暖了暖我发僵的手指。“烧了点热水，你洗洗吧。”她声音很轻，像落在水面的羽毛，又从床底翻出个铁盒子，拿出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，“我昨天看你这衬衫皱得厉害，就熨了熨。”
衬衫的领口磨得有些起球，袖口还缝着一块同色的布——那是我没成名时穿的衣服，离婚时没带走多少东西，这件衬衫却一直带着。周苓拿着衬衫，手指轻轻抚平肩上的褶皱，灯光落在她发顶，映出几缕细碎的白。“你女儿……一定很可爱吧？”她忽然说，语气里带着小心翼翼的温柔。
“嗯。”我点点头，喉咙发紧，“小时候眼睛很大，像她妈妈年轻时……”像杨璐没被生活磨出算计前的样子，像她曾经也会对着我的画笑出声的样子。可现在呢？小雨会不会已经被杨璐教得嫌我穷，嫌我没本事？我不敢想，只能盯着搪瓷盆里的热水，看着水面的波纹晃来晃去，晃得心里发慌。
去学校那天，我把胡茬刮得干干净净，穿上那件蓝衬衫，又找周苓借了双半旧的皮鞋。皮鞋有点挤脚，走在路上磨得脚后跟发疼，可我还是尽量把背挺直——我想让小雨看见，她爸爸就算混得不好，也没垮掉。
多媒体教室的窗帘是天蓝色的，阳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，在地上投下长长的光斑。下面坐着一群半大的孩子，叽叽喳喳的，像刚出巢的小鸟。我一眼就看见小雨，坐在第一排正中间，穿着粉色的连衣裙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别着个蝴蝶结发夹。她的小脸绷得紧紧的，手指攥着裙子的边角，眼睛直直地看着我，像在打量一个陌生人。
我走到讲台前，把父亲留下的旧笔记本放在桌上。笔记本的封面已经磨破，纸页泛黄，上面记着父亲画了一辈子的心得。我没讲什么高深的技法，只说父亲教我的事——说他带我去后山看树叶，教我看叶片背面的脉络，说那些脉络像人的血管，藏着树的心跳；说他教我画风，不用画线条，只需要画被风吹歪的狗尾巴草，画飘在半空的蒲公英；说画画不是为了出名，是为了把心里的高兴、难过，都妥帖地装在画布里。
我讲的时候，教室里很安静，只有窗外的蝉鸣偶尔飘进来。我看见小雨的手指慢慢松开了裙子，脊背一点点挺直，眼睛里渐渐有了光——那光很亮，像小时候她看我画画时的样子。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举手，声音软软的：“陈老师，风是有颜色的吗？”我笑着说：“当然有啊，春天的风是绿色的，裹着青草的味道；秋天的风是金黄色的，带着桂花的香。”孩子们都笑了，小雨也笑了，嘴角弯起来，露出两个浅浅的梨涡。
讲座结束后，孩子们围上来要签名，本子、课本，甚至还有个小男孩递来一块橡皮。我蹲下来，一笔一划地写，心里又酸又暖。小雨挤在人群旁边，看着我，没过来。直到最后一个孩子走了，她才慢慢挪到我面前，声音小小的：“爸爸，你讲得真好。”
那一刻，所有的委屈、心酸都涌了上来，眼眶突然就热了。我蹲下身，想抱抱她，手刚伸出去，就看见她下意识地往后缩了一下——动作很轻，却像一把冷刀，直直扎进我心里。我的手僵在半空，指尖还残留着想触碰她头发的冲动。
她的目光落在我衬衫的袖口上，那处缝补的痕迹很明显。她又看了看我的手，我常年扛水泥、搬砖，手心布满老茧，指关节上还有道没愈合的小伤口。“爸爸，你现在是不是很穷？”她小声问，声音里带着童稚的困惑，“妈妈说你连好看的颜料都买不起了，说你再也不能画画了。”
我张了张嘴，想说不是的，爸爸还在画画，我在仓库的墙上画满了小雨的样子，画满了春天的风、秋天的桂花，可我什么也说不出来。只能勉强笑了笑，声音发颤：“爸爸在画一种不一样的画，不需要很贵的颜料。”
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手指又攥紧了裙子：“哦……那，爸爸再见。妈妈在外面等我。”说完转身就跑，粉色的连衣裙像只蝴蝶，飞过高高的门槛，飞进了走廊尽头的阳光里。我看着她的背影，直到再也看不见，才慢慢蹲在原地。
窗外的阳光很亮，透过玻璃照在我膝盖上，暖得发烫。孩子们的笑声从走廊里传过来，清脆得像风铃，可我觉得那些声音离我好远，远得像在另一个世界。我摸了摸口袋，里面装着周苓早上塞给我的一颗水果糖，糖纸是红色的，在阳光下闪着光。我剥开糖纸，把糖放进嘴里，甜丝丝的味道在舌尖散开，可心里却苦得发涩。
我知道，有些东西，就像小雨飞走的背影，就像我再也回不去的从前，可能永远都找不回来了。风从窗户吹进来，掀起桌上父亲的旧笔记本，纸页哗哗地响，像在替我无声地哭。
我顺着他们的目光往下看，就看见杨璐站在工地入口的铁皮棚下。米白色的真丝套装裹着她依旧纤瘦的身子，领口别着枚珍珠胸针，在灰扑扑的背景里亮得刺眼。她的高跟鞋尖陷在混着碎石的泥浆里，鞋跟微微倾斜，像是随时要折断的细枝。有个年轻工友放下饭盒，用胳膊肘碰了碰我：“陈哥，那是你家亲戚？穿得跟电视里的人似的。”
我没说话，把毛巾往脖子上一绕，顺着锈迹斑斑的铁梯往下走。每走一步，梯子就发出“吱呀”的呻吟，像在替我喊疼。杨璐的目光早落在我身上，眉头皱得越来越紧，直到我站到她面前，她才往后退了半步——动作很轻，却像一道无形的墙，把我和她隔在两个世界。
“陈迹，我们谈谈。”她的声音比记忆里更冷，尾音带着惯有的不耐烦，手指下意识地摩挲着鳄鱼皮包的金属扣，“女儿学校要搞艺术节，非要请你这个‘大画家’爸爸去讲座。”她刻意加重“大画家”三个字，嘴角勾起一丝若有若无的嘲讽，“我跟她说你忙，她不信，闹得饭都不吃。”
“小雨”两个字撞进耳朵时，我突然攥紧了手里的水泥袋提手，粗糙的纸袋磨得掌心发疼。离婚那年她才到我腰际，扎着两个羊角辫，攥着我衣角哭着问“爸爸要去哪”，我当时没敢回头。现在该有十岁了吧？该长到我胸口高了，会不会还像小时候那样，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梨涡？
“时间，地点。”我嗓子发哑，像被砂纸磨过。杨璐报了下周三下午三点，又上下打量我一遍，目光停在我沾着水泥渍的工装裤上，“你到时候收拾一下，别穿成这样去——给小雨丢人。”她顿了顿，从包里掏出张纸巾，轻轻擦了擦指尖并不存在的灰，“听说你现在住仓库？跟捡破烂的似的。早知道今日，当初何必跟苏曼闹僵？听她的安排，你现在还是那个住洋房的画家。”
我看着她精致的妆容，看着她眼里倒映出的我——头发蓬乱，衣服沾着泥，皮肤被晒得黝黑。曾经我们挤在出租屋里，她会把热汤端到我画架旁，说“陈迹，你的画一定会被人看见”；现在她站在我面前，却嫌我身上的汗味脏。风卷着工地的尘土吹过来，她下意识地捂住口鼻，珍珠胸针在阳光下晃了晃，晃得我眼睛发酸。
“说完了？”我问。她被我这句问噎了一下，脸色沉了沉，冷哼一声：“讲座完你就走，别去跟小雨说些有的没的。别忘了，你现在连自己都养不活，别耽误她。”说完转身就走，高跟鞋在泥浆里崴了一下，她懊恼地跺了跺脚，骂了句“什么破地方”，声音不大，却清清楚楚飘进我耳朵里。
那天晚上，仓库里的灯泡忽明忽暗，我对着墙角那块捡来的碎玻璃照了又照。玻璃上的倒影模糊不清，只能看见满脸的胡茬，像疯长的野草，眼窝陷得很深，眼下的淤青比烟灰还重。我抬手摸了摸脸颊，皮肤糙得能刮下泥来——这哪里是画家陈迹？分明是民工陈迹。
周苓端着热水进来时，我还对着玻璃发愣。她把搪瓷盆放在我脚边，蒸汽裹着淡淡的煤烟味飘上来，暖了暖我发僵的手指。“烧了点热水，你洗洗吧。”她声音很轻，像落在水面的羽毛，又从床底翻出个铁盒子，拿出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，“我昨天看你这衬衫皱得厉害，就熨了熨。”
衬衫的领口磨得有些起球，袖口还缝着一块同色的布——那是我没成名时穿的衣服，离婚时没带走多少东西，这件衬衫却一直带着。周苓拿着衬衫，手指轻轻抚平肩上的褶皱，灯光落在她发顶，映出几缕细碎的白。“你女儿……一定很可爱吧？”她忽然说，语气里带着小心翼翼的温柔。
“嗯。”我点点头，喉咙发紧，“小时候眼睛很大，像她妈妈年轻时……”像杨璐没被生活磨出算计前的样子，像她曾经也会对着我的画笑出声的样子。可现在呢？小雨会不会已经被杨璐教得嫌我穷，嫌我没本事？我不敢想，只能盯着搪瓷盆里的热水，看着水面的波纹晃来晃去，晃得心里发慌。
去学校那天，我把胡茬刮得干干净净，穿上那件蓝衬衫，又找周苓借了双半旧的皮鞋。皮鞋有点挤脚，走在路上磨得脚后跟发疼，可我还是尽量把背挺直——我想让小雨看见，她爸爸就算混得不好，也没垮掉。
多媒体教室的窗帘是天蓝色的，阳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，在地上投下长长的光斑。下面坐着一群半大的孩子，叽叽喳喳的，像刚出巢的小鸟。我一眼就看见小雨，坐在第一排正中间，穿着粉色的连衣裙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别着个蝴蝶结发夹。她的小脸绷得紧紧的，手指攥着裙子的边角，眼睛直直地看着我，像在打量一个陌生人。
我走到讲台前，把父亲留下的旧笔记本放在桌上。笔记本的封面已经磨破，纸页泛黄，上面记着父亲画了一辈子的心得。我没讲什么高深的技法，只说父亲教我的事——说他带我去后山看树叶，教我看叶片背面的脉络，说那些脉络像人的血管，藏着树的心跳；说他教我画风，不用画线条，只需要画被风吹歪的狗尾巴草，画飘在半空的蒲公英；说画画不是为了出名，是为了把心里的高兴、难过，都妥帖地装在画布里。
我讲的时候，教室里很安静，只有窗外的蝉鸣偶尔飘进来。我看见小雨的手指慢慢松开了裙子，脊背一点点挺直，眼睛里渐渐有了光——那光很亮，像小时候她看我画画时的样子。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举手，声音软软的：“陈老师，风是有颜色的吗？”我笑着说：“当然有啊，春天的风是绿色的，裹着青草的味道；秋天的风是金黄色的，带着桂花的香。”孩子们都笑了，小雨也笑了，嘴角弯起来，露出两个浅浅的梨涡。
讲座结束后，孩子们围上来要签名，本子、课本，甚至还有个小男孩递来一块橡皮。我蹲下来，一笔一划地写，心里又酸又暖。小雨挤在人群旁边，看着我，没过来。直到最后一个孩子走了，她才慢慢挪到我面前，声音小小的：“爸爸，你讲得真好。”
那一刻，所有的委屈、心酸都涌了上来，眼眶突然就热了。我蹲下身，想抱抱她，手刚伸出去，就看见她下意识地往后缩了一下——动作很轻，却像一把冷刀，直直扎进我心里。我的手僵在半空，指尖还残留着想触碰她头发的冲动。
她的目光落在我衬衫的袖口上，那处缝补的痕迹很明显。她又看了看我的手，我常年扛水泥、搬砖，手心布满老茧，指关节上还有道没愈合的小伤口。“爸爸，你现在是不是很穷？”她小声问，声音里带着童稚的困惑，“妈妈说你连好看的颜料都买不起了，说你再也不能画画了。”
我张了张嘴，想说不是的，爸爸还在画画，我在仓库的墙上画满了小雨的样子，画满了春天的风、秋天的桂花，可我什么也说不出来。只能勉强笑了笑，声音发颤：“爸爸在画一种不一样的画，不需要很贵的颜料。”
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手指又攥紧了裙子：“哦……那，爸爸再见。妈妈在外面等我。”说完转身就跑，粉色的连衣裙像只蝴蝶，飞过高高的门槛，飞进了走廊尽头的阳光里。我看着她的背影，直到再也看不见，才慢慢蹲在原地。
窗外的阳光很亮，透过玻璃照在我膝盖上，暖得发烫。孩子们的笑声从走廊里传过来，清脆得像风铃，可我觉得那些声音离我好远，远得像在另一个世界。我摸了摸口袋，里面装着周苓早上塞给我的一颗水果糖，糖纸是红色的，在阳光下闪着光。我剥开糖纸，把糖放进嘴里，甜丝丝的味道在舌尖散开，可心里却苦得发涩。
我知道，有些东西，就像小雨飞走的背影，就像我再也回不去的从前，可能永远都找不回来了。风从窗户吹进来，掀起桌上父亲的旧笔记本，纸页哗哗地响，像在替我无声地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