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晚，黄伦来到文天祥家中，商议迁都之事。
听到文天祥，讲到今日朝堂之事，黄伦就知道，水到渠成的时机到了。
这次穿越过来，黄伦本着弱化自己强行干扰的原则，尽量让事情顺其自然。当然，必要时，他还是会出手的。
今天过来，黄伦就是想跟文天祥讲一讲，迁都江夏之后，由文天祥推动并主导，成立皇帝立宪制（西方即君主立宪制）的事情。
两人煮了一壶茶，边饮边聊。
黄伦就皇帝立宪制，侃侃而谈：“我们将都城迁到武汉之后，就实行皇帝立宪制。到时候，皇帝名义上是这个国家元首、大宋王朝武装部队总司令。
就法律地位而言，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，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，可以任免丞相以及各部大臣等重要官员。
然而，与此同时，为了实现国家治理的多元化和民主化，还设立了国家和地方代表机构，即人民代表委员会。
人民代表委员会，负责制定国家宪法。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，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，是维护国家安全和民众秩序的法制工具。
宪法面前，人人平等是基本准则，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
人民代表委员会的代表们并非由皇帝直接任命，而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。
这些代表们代表着广大民众的意愿和利益，他们将共同参与国家事务的决策和管理。
在人民代表委员会中，代表们会再次选举出一位负责人，即委员长。
这位委员长将负责领导和协调人民代表委员会的工作，但他的权力并非绝对，而是受到代表们的监督和制约，并不受皇权的左右。
国家和地方代表机构实行委员长负责制，这意味着委员长需要对人民代表委员会的工作负责，并接受代表们的监督和评估。
委员长的产生并非由皇帝直接指定，而是通过多级代表选举产生，以确保其能够真正代表广大民众的意愿和利益。
此外，为了实现国家治理的层级化和专业化，还设立了国家、省、县三级政府、法院和检察机构。
这三级机构的负责人，即政务院总督（总督、省总督、县总督）、法院院长（高院、省院、县院）、检察长（高检、省检、县检），也并非由皇帝直接任命，而是由对应各级代表机构选举产生。
民选的政务院总督、高级法院院长等官员拥有广泛的权力，包括召集、停止和解散人民代表委员会，批准和公布法律，统帅军队、宣战和媾和等重要权力。
这些权力的赋予使得他们能够在各自的领域内独立行使职权，为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做出贡献。
然而，尽管皇帝在法律上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，但实际上他的权力已经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，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。
这种权力的分配和制衡机制，既保证了国家治理的稳定性和有效性，又充分体现了民主和法治的原则。
黄伦详细地阐述了这一制度设计后，文天祥心中不禁大喜。
他作为一个忠臣，一直以来都对皇权和大宋王朝忠心耿耿，矢志不渝。
然而，与此同时，他也是一个爱国爱民的官员和仁人志士，始终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。
这种名为皇帝立宪制的制度设计，实在是让文天祥眼前一亮。它既巧妙地维护了皇权的尊严，又切实地保障了民众的权益，这完全符合他对于国家治理的理想和期望。
回想起范仲淹那句名言：“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。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！”
文天祥深感自己与范仲淹的心境如出一辙。
他也常常为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福祉忧心忡忡，却苦无良策。
如今，黄伦提出的皇帝立宪制，仿佛一道曙光，照亮了他心中的阴霾。
这个制度设计似乎有望解决他一直以来所担忧的一系列问题，为国家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。
文天祥抑制住那颗狂喜的心，又向黄伦请教了他心中的一些疑惑。
黄伦一一作答，为文天祥答疑解惑，不知不觉，竟然聊到了天亮。
……
而后，长江以南以及长江以北部分部分南宋控制的区域，都沉浸在过年的欢乐气氛之中。
江夏，却是一片繁忙景象。
刘子元和黄有为等驻守江夏的官兵们，忙的不可开交。
他们的目标是平整出一块极其广阔的土地，其面积大约有三十公里长、三十公里宽，这片广袤的平地将成为京都的核心地带。
在这里，他们计划修建宏伟的皇宫以及京都各级政府机构的办公大楼，同时还会配套建设一系列相关的商业馆所，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。
根据黄伦精心绘制的施工图，整个区域的布局独具匠心。以山脉作为背景，坐北朝南，一条宽阔的东西向大道贯穿其中，这条大道被命名为长安街。
长安街的设计遵循了黄金分割的原则，南北向的比例恰好为 0.618:0.382，这种比例被认为是最为和谐、美观的。黄伦解释道，这就是所谓的黄金分割，它能够给人带来视觉上的愉悦和舒适感。
长安街的宽度达到了惊人的 99.99 米，这个数字寓意着长长久久，象征着这座城市的繁荣与持久。街道采用双向八车道的设计，确保交通的顺畅和高效。
在长安街的正中心位置，矗立着一个巨大的圆形岛，岛中心当一人工湖，周边有凉亭、树木和花草地等。
是人们休闲，游玩的好去处，它成为了整个区域的焦点。
圆形岛的正北方，是一片长宽各三公里的广阔广场，被命名为人民广场。人民广场的西侧是庄严的皇宫，东侧则分布着各级政务机构、议会厅以及接待厅等重要场所。
而在圆形岛的南边，还有一条与长安街交汇于圆形岛的大道，同样拥有 99.99 米的宽度和双向八车道的设计，这条大道被赋予了一个美好的名字——和谐大道，寓意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。
和谐大道的东侧，为商务住宿、娱乐、休闲区域。西侧当居民区。
不管是东侧的商务区，还是西侧的居民区，除了划定一部分为政务的招待所和政务工作人员的居住区之外，其它的一律对外出售。
这样，用卖出去地的收入，用来做京都的建设，就可以减少迀都的费用开支了。
在黄伦的指点下，他们抽调了军队，轮流前往工地。同时，也征调附近的民工，一同参与工地的建设。
跟以往朝廷的建设工程相比，江夏此次的工程，百姓们争相报名前往。
因为这次的工程，民工们不仅住在四人一间，有供暖设备的房间，还管吃喝，且每人每天发十文工钱。
要知道，在码头做苦力搬运的工人，每天也就八文工钱而已，且不管吃住。
所以，尽管工程量很大，但进展却并不慢。预计在过年之前，长安大道、和谐大道及圆形岛的雏形，就可以形成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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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次穿越过来，黄伦本着弱化自己强行干扰的原则，尽量让事情顺其自然。当然，必要时，他还是会出手的。
今天过来，黄伦就是想跟文天祥讲一讲，迁都江夏之后，由文天祥推动并主导，成立皇帝立宪制（西方即君主立宪制）的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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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伦就皇帝立宪制，侃侃而谈：“我们将都城迁到武汉之后，就实行皇帝立宪制。到时候，皇帝名义上是这个国家元首、大宋王朝武装部队总司令。
就法律地位而言，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，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，可以任免丞相以及各部大臣等重要官员。
然而，与此同时，为了实现国家治理的多元化和民主化，还设立了国家和地方代表机构，即人民代表委员会。
人民代表委员会，负责制定国家宪法。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，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，是维护国家安全和民众秩序的法制工具。
宪法面前，人人平等是基本准则，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
人民代表委员会的代表们并非由皇帝直接任命，而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。
这些代表们代表着广大民众的意愿和利益，他们将共同参与国家事务的决策和管理。
在人民代表委员会中，代表们会再次选举出一位负责人，即委员长。
这位委员长将负责领导和协调人民代表委员会的工作，但他的权力并非绝对，而是受到代表们的监督和制约，并不受皇权的左右。
国家和地方代表机构实行委员长负责制，这意味着委员长需要对人民代表委员会的工作负责，并接受代表们的监督和评估。
委员长的产生并非由皇帝直接指定，而是通过多级代表选举产生，以确保其能够真正代表广大民众的意愿和利益。
此外，为了实现国家治理的层级化和专业化，还设立了国家、省、县三级政府、法院和检察机构。
这三级机构的负责人，即政务院总督（总督、省总督、县总督）、法院院长（高院、省院、县院）、检察长（高检、省检、县检），也并非由皇帝直接任命，而是由对应各级代表机构选举产生。
民选的政务院总督、高级法院院长等官员拥有广泛的权力，包括召集、停止和解散人民代表委员会，批准和公布法律，统帅军队、宣战和媾和等重要权力。
这些权力的赋予使得他们能够在各自的领域内独立行使职权，为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做出贡献。
然而，尽管皇帝在法律上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，但实际上他的权力已经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，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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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与此同时，他也是一个爱国爱民的官员和仁人志士，始终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。
这种名为皇帝立宪制的制度设计，实在是让文天祥眼前一亮。它既巧妙地维护了皇权的尊严，又切实地保障了民众的权益，这完全符合他对于国家治理的理想和期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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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天祥深感自己与范仲淹的心境如出一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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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里，他们计划修建宏伟的皇宫以及京都各级政府机构的办公大楼，同时还会配套建设一系列相关的商业馆所，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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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在圆形岛的南边，还有一条与长安街交汇于圆形岛的大道，同样拥有 99.99 米的宽度和双向八车道的设计，这条大道被赋予了一个美好的名字——和谐大道，寓意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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