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二年的年底，天冷得厉害，太平市的天空灰蒙蒙的，像块洗褪色的旧布。林秋水站在太平烟厂财务科的窗前，望着远处光明大街上那座红砖老旧的市塑料厂。厂门口的铁门半开半关，像一张没力气的嘴，默默地喘着气。几根断了半截的旗杆在风里晃悠，看着随时都要倒下来。
他二十六岁，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，眼睛里透着坚定和聪明劲儿，身板笔直，浑身都是朝气。来烟厂财务科干了四年，他从一个普通会计成了业务骨干。每笔账的来龙去脉他都清楚，凭证里一点点不对的地方，他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同事们都夸：“小林这双眼，比扫描机还准。”他做事认真，做人踏实，从来不张扬，在不知不觉间，已经赢得了领导的信任和同事的敬重。
但他不知道，命运的齿轮正在悄悄转动，一场风暴正冲着他来。他只知道，窗外远处那座老厂房，像个没力气的病人，正静静地等着人来救。
八十年代那会儿，塑料厂也曾经过得挺风光。那时候厂门口人来人往，订单像雪片一样从四面八方飞过来。车间里机器整天轰隆隆地转，工人们干得热火朝天。厂子就像一台上足了发条的机器，不停地赚钱，在市场上混得风生水起。
可时间不等人。到了九十年代初，市场一下子变了样，沿海地区的轻工业冒出头来，产品更新换代快得很。塑料厂的产品老掉牙了，功能落后，价钱还贵，慢慢就被市场甩在了后头。货卖不出去，堆在仓库里像一座座小山。资金链也跟绷紧的弦似的，啪的一声就断了。厂子一下子陷入了绝境，像条在风浪里颠簸的破船，眼看就要沉下去了。
工人工资一拖再拖，大家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。每天为吃饭发愁，眉头皱得紧紧的，脸上写满了无奈和憋屈。家里的担子、生活的压力，像刀子一样扎在每个工人的心上。不满的情绪像地下的暗流，在厂里悄悄地涌动，越积越多，就像快要爆发的火山。工人们怨声载道，聚在一块儿说的都是日子的难处和对未来的迷茫，声音里全是无助和绝望。
为了救活这个快不行的厂子，塑料厂的领导们想破了头，日夜琢磨着找条活路。他们学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做法，搞起了车间承包制。按规定，承包车间的人每年交一笔管理费，就能自己经营，自己承担盈亏。承包车间的人又把任务分下去，搞班组承包，班组每年交个厂房机器使用费就行。这看着挺灵活、挺有希望的经营方式，实际操作起来却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，惹出了一堆麻烦。
在层层分包的过程中，少数人靠着自己的门路和资源，一下子挣了好多钱，过上了好日子。他们开好车、住好房，进出高档场所，日子过得美滋滋。可大多数职工却倒了大霉。他们丢了饭碗，无奈地成了失业大军中的一员。失业的痛苦像把锋利的刀，直扎每个职工的心。他们到处找活儿干，却处处碰壁。生活的艰难让他们绝望极了，前面的路一片漆黑，看不到一点光亮。
“我们干了一辈子，说没工作就没工作了？”一位老工人蹲在厂门口，手里攥着一把皱巴巴的欠条，声音带着哭腔，“孩子上学要钱，老人看病要钱，我这一双手，还能干什么？”
不满的情绪在厂区悄悄蔓延，像地下的暗流，越积越深。失业职工们为了讨回自己该得的，为了让日子重回正轨，纷纷走上了上访和告状的路。那会儿上访和告状的事儿一个接一个，越闹越凶。其中有两次下岗职工的集体上访，更是闹得满城风雨。他们成群结队地聚到市政府门口，情绪激动，眼睛里冒着火。他们拉条幅、举牌子，上面写满了对不公平的抗议和对权益的要求。他们高举着手喊口号，喊着“我们要工作”“还我工资”，声音大得震天响。甚至为了引起重视，他们还堵了马路，一下子交通就瘫痪了，整个城市好像陷入了一场混乱。那场面，看得人心里直发颤。
塑料厂和卷烟厂，跟市委市政府，都在光明大街上。卷烟厂在市府南边，塑料厂在北边，相距不到五百米。每次职工一上街，市领导在办公室窗前，就能清清楚楚地看见黑压压的人群，听见震耳欲聋的口号声。
“这简直是打我们的脸！”一位副市长气得拍桌子。
影响远不止这些。市政府是城市的脸面，每天要接待上级领导、外地代表团、外商考察团。可现在客人还没进大楼，先听到的是愤怒的喊声，看到的是乱糟糟的场面。太平市的名声，像被戳破的气球，一下子瘪了下去。
“不能再拖了。”市委常委会上，市委张海峰书记语气沉重，“塑料厂的问题，必须解决。和平市长，你亲自过问一下吧，各部门都要全力配合，这涉及到我们太平市安定团结的大局，涉及到能否招商引资的大事。”
市长李和平当场表态：“按照张书记的指示，我一定全力以赴，尽快解决，绝不能让塑料厂的事情拖全市的后腿。”
兼并，成了唯一的出路。
那会儿的太平市，纺织企业和医药行业是市里的两大龙头。有人提议让纺织企业接手，可十几家国有纺织企业都在忙着改制，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找条新路和生路。可市场竞争太激烈了，像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残酷得很。纺织企业自己又一堆问题，设备陈旧、技术落后、职工众多、管理混乱……这么多问题凑一块儿，好多职工都下了岗，没了工作。企业也连年亏损，账上的数字像一个个沉重的包袱，压得企业喘不过气。自己都顾不过来，这些纺织企业哪还有力气兼并塑料厂？简直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。
又有人提议让药厂来接管，太平市的十几家药厂效益不错，有能力办这事。可领导一听，头摇得像拨浪鼓：“药厂那股味儿，十里地外都闻得见。上级领导来视察，还没进市委市政府的门就捂鼻子，这像什么话？太影响全市形象了！”
方案一个个被否决，市领导们急得团团转。
就在这时候，市里碰上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南方的螳螂集团想在北方建厂。
螳螂集团是国内冰箱行业的大佬，牌子响，技术先进。要是能引来太平，不光能带来大笔投资，还能拉动上下游产业链，创造上万个就业岗位。这对正在转型的太平市来说，简直是场及时雨。
主管工业的王学兵副市长，为这事儿费尽了心血。他知道，这不光是城市发展的机会，更是他个人前途的关键一步。为了招待螳螂集团老总李云，他亲自作陪，酒桌上真刀真枪地喝，一杯接一杯，喝得满脸通红，就为留个好印象，把螳螂集团拉到太平市生根结果。
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塑料厂的职工又上街了，把市政府大门堵得严严实实。
市长李和平这天早晨一进办公室，脸就沉了下来。他猛地一拍桌子，对秘书吼道：“通知王副市长和各相关部门，十分钟后开会！”
秘书小齐心里一紧，本来想说“人不一定到得齐”，可一看市长那张铁青的脸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赶紧打电话通知。
十分钟后，会议室里只坐了一半不到的局长。王学兵副市长刚到，李和平就冷着脸说：“开会，不等了。现在比通知时间晚了五分钟，再来的人站着听。”
他环视全场，目光像刀子一样：“今天有两个事。一是工作状态问题，现在是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候，要是市里的局长连按时开会都做不到，”他指着左边墙上的标语，“还谈什么‘夙夜为公，勤政为民’？又指右边，“更别说‘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’了？”
会议室里静悄悄的，所有人都低着头，大气不敢出。
李和平接着说：“第二个事，塑料厂的问题，不能再拖了。必须在螳螂集团考察团来之前，彻底解决。要不然，影响的不是一个厂，而是整个太平市的未来！”
王学兵副市长坐在旁边，脸都白了。他知道，要是这事儿办不好，螳螂集团的投资项目很可能就黄了，他的仕途也就到此为止了。
市府大门被堵，这事儿确实让人心烦意乱，像块大石头压在大家心上。轻工局作为塑料厂的主管单位，张局长第一个站起来，简单介绍了塑料厂现在的状况和已经采取的措施。他的声音低沉而疲惫，像位医生在宣布病人的病情：“截至上个月，塑料厂已经连续十一个月拖欠职工工资，负债总额达到三千二百万元，库存积压价值八百万元，设备闲置率超过百分之七十。职工上访三十七次，其中两次造成交通瘫痪，社会影响特别坏。”
王学兵副市长主管工业，接过张局长的话说：“我看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个效益好的单位把它兼并了，这事儿不能再拖了。”他语气坚定，眼神里透着急切。他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，螳螂集团的考察团很快就要来了，要是塑料厂的问题解决不好，太平市的招商引资大局可就全毁了。
城建局的办公室王主任，手里紧攥着笔记本，脚步匆匆地迈进会议室。他正四下张望，打算找个座位坐下，这时，李和平市长那如炬的目光直直地射了过来，盯着他问道：“你们局长呢？”
王主任赶忙回答：“局长们都有事不在，派我来参会。”
“迟到了半个小时，你就站着听会吧。”
“我……”办公室主任刚想开口解释。
“我不听解释。接着开会！”李和平市长毫不留情，一下子打断了他的话。
会议室里鸦雀无声，空气好像凝固了。王主任涨红了脸，默默站到墙边，像一尊被罚站的雕像。他低着头，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，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着笔记本的边缘。他心里明白，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议，而是一场风暴的中心。市长的火气，不光是因为有人迟到，更是因为太平市的尊严正被一次次踩在脚下。
张局长满脸无奈地叹口气，接着说：“这段时间，我们也联系过几个单位，刚一接触，人家要么不敢，要么不愿意接手。”他顿了顿，声音更低了，“不是我们不努力，是塑料厂这摊子，实在太烂了。”
这几年，像塑料厂这样的情况没少发生。事实证明，对这类企业不管不问，任由它们破产关门，负面影响太大，留下的后遗症太多，职工失业、家庭破碎、社会动荡。大家发现企业承包这条路走不通后，眼下似乎也只有兼并这一条路可走了。于是，参加会议的人都表态，一致支持找个合适的好单位来兼并塑料厂。
会议快结束时，李和平市长总结说：“按会上讨论的意见，一是尽快拟个整顿机关作风、严格工作纪律的通知，发到全市各个单位。搞一次专项检查，加强纪律考核，彻底改变政府机关散漫不作为的现象。二是相关部门要继续加大力度，多联系相关单位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企业接手塑料厂。市政府可以给些优惠政策，全力支持这件事。半个月内，这事儿必须有个眉目，不能再拖了。我们要站在政治高度，赶快解决问题，绝不能影响太平市改革开放的大局，也绝不能影响经济发展的大方向。另外，今天早上我从卷烟厂路过，心里突然有个想法，烟厂效益一直不错，能不能让烟厂出面来兼并塑料厂呢？学兵市长，你们再仔细商量一下，要是觉得可行，就赶紧去联系落实。”
他二十六岁，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，眼睛里透着坚定和聪明劲儿，身板笔直，浑身都是朝气。来烟厂财务科干了四年，他从一个普通会计成了业务骨干。每笔账的来龙去脉他都清楚，凭证里一点点不对的地方，他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同事们都夸：“小林这双眼，比扫描机还准。”他做事认真，做人踏实，从来不张扬，在不知不觉间，已经赢得了领导的信任和同事的敬重。
但他不知道，命运的齿轮正在悄悄转动，一场风暴正冲着他来。他只知道，窗外远处那座老厂房，像个没力气的病人，正静静地等着人来救。
八十年代那会儿，塑料厂也曾经过得挺风光。那时候厂门口人来人往，订单像雪片一样从四面八方飞过来。车间里机器整天轰隆隆地转，工人们干得热火朝天。厂子就像一台上足了发条的机器，不停地赚钱，在市场上混得风生水起。
可时间不等人。到了九十年代初，市场一下子变了样，沿海地区的轻工业冒出头来，产品更新换代快得很。塑料厂的产品老掉牙了，功能落后，价钱还贵，慢慢就被市场甩在了后头。货卖不出去，堆在仓库里像一座座小山。资金链也跟绷紧的弦似的，啪的一声就断了。厂子一下子陷入了绝境，像条在风浪里颠簸的破船，眼看就要沉下去了。
工人工资一拖再拖，大家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。每天为吃饭发愁，眉头皱得紧紧的，脸上写满了无奈和憋屈。家里的担子、生活的压力，像刀子一样扎在每个工人的心上。不满的情绪像地下的暗流，在厂里悄悄地涌动，越积越多，就像快要爆发的火山。工人们怨声载道，聚在一块儿说的都是日子的难处和对未来的迷茫，声音里全是无助和绝望。
为了救活这个快不行的厂子，塑料厂的领导们想破了头，日夜琢磨着找条活路。他们学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做法，搞起了车间承包制。按规定，承包车间的人每年交一笔管理费，就能自己经营，自己承担盈亏。承包车间的人又把任务分下去，搞班组承包，班组每年交个厂房机器使用费就行。这看着挺灵活、挺有希望的经营方式，实际操作起来却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，惹出了一堆麻烦。
在层层分包的过程中，少数人靠着自己的门路和资源，一下子挣了好多钱，过上了好日子。他们开好车、住好房，进出高档场所，日子过得美滋滋。可大多数职工却倒了大霉。他们丢了饭碗，无奈地成了失业大军中的一员。失业的痛苦像把锋利的刀，直扎每个职工的心。他们到处找活儿干，却处处碰壁。生活的艰难让他们绝望极了，前面的路一片漆黑，看不到一点光亮。
“我们干了一辈子，说没工作就没工作了？”一位老工人蹲在厂门口，手里攥着一把皱巴巴的欠条，声音带着哭腔，“孩子上学要钱，老人看病要钱，我这一双手，还能干什么？”
不满的情绪在厂区悄悄蔓延，像地下的暗流，越积越深。失业职工们为了讨回自己该得的，为了让日子重回正轨，纷纷走上了上访和告状的路。那会儿上访和告状的事儿一个接一个，越闹越凶。其中有两次下岗职工的集体上访，更是闹得满城风雨。他们成群结队地聚到市政府门口，情绪激动，眼睛里冒着火。他们拉条幅、举牌子，上面写满了对不公平的抗议和对权益的要求。他们高举着手喊口号，喊着“我们要工作”“还我工资”，声音大得震天响。甚至为了引起重视，他们还堵了马路，一下子交通就瘫痪了，整个城市好像陷入了一场混乱。那场面，看得人心里直发颤。
塑料厂和卷烟厂，跟市委市政府，都在光明大街上。卷烟厂在市府南边，塑料厂在北边，相距不到五百米。每次职工一上街，市领导在办公室窗前，就能清清楚楚地看见黑压压的人群，听见震耳欲聋的口号声。
“这简直是打我们的脸！”一位副市长气得拍桌子。
影响远不止这些。市政府是城市的脸面，每天要接待上级领导、外地代表团、外商考察团。可现在客人还没进大楼，先听到的是愤怒的喊声，看到的是乱糟糟的场面。太平市的名声，像被戳破的气球，一下子瘪了下去。
“不能再拖了。”市委常委会上，市委张海峰书记语气沉重，“塑料厂的问题，必须解决。和平市长，你亲自过问一下吧，各部门都要全力配合，这涉及到我们太平市安定团结的大局，涉及到能否招商引资的大事。”
市长李和平当场表态：“按照张书记的指示，我一定全力以赴，尽快解决，绝不能让塑料厂的事情拖全市的后腿。”
兼并，成了唯一的出路。
那会儿的太平市，纺织企业和医药行业是市里的两大龙头。有人提议让纺织企业接手，可十几家国有纺织企业都在忙着改制，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找条新路和生路。可市场竞争太激烈了，像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残酷得很。纺织企业自己又一堆问题，设备陈旧、技术落后、职工众多、管理混乱……这么多问题凑一块儿，好多职工都下了岗，没了工作。企业也连年亏损，账上的数字像一个个沉重的包袱，压得企业喘不过气。自己都顾不过来，这些纺织企业哪还有力气兼并塑料厂？简直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。
又有人提议让药厂来接管，太平市的十几家药厂效益不错，有能力办这事。可领导一听，头摇得像拨浪鼓：“药厂那股味儿，十里地外都闻得见。上级领导来视察，还没进市委市政府的门就捂鼻子，这像什么话？太影响全市形象了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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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工业的王学兵副市长，为这事儿费尽了心血。他知道，这不光是城市发展的机会，更是他个人前途的关键一步。为了招待螳螂集团老总李云，他亲自作陪，酒桌上真刀真枪地喝，一杯接一杯，喝得满脸通红，就为留个好印象，把螳螂集团拉到太平市生根结果。
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塑料厂的职工又上街了，把市政府大门堵得严严实实。
市长李和平这天早晨一进办公室，脸就沉了下来。他猛地一拍桌子，对秘书吼道：“通知王副市长和各相关部门，十分钟后开会！”
秘书小齐心里一紧，本来想说“人不一定到得齐”，可一看市长那张铁青的脸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赶紧打电话通知。
十分钟后，会议室里只坐了一半不到的局长。王学兵副市长刚到，李和平就冷着脸说：“开会，不等了。现在比通知时间晚了五分钟，再来的人站着听。”
他环视全场，目光像刀子一样：“今天有两个事。一是工作状态问题，现在是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候，要是市里的局长连按时开会都做不到，”他指着左边墙上的标语，“还谈什么‘夙夜为公，勤政为民’？又指右边，“更别说‘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’了？”
会议室里静悄悄的，所有人都低着头，大气不敢出。
李和平接着说：“第二个事，塑料厂的问题，不能再拖了。必须在螳螂集团考察团来之前，彻底解决。要不然，影响的不是一个厂，而是整个太平市的未来！”
王学兵副市长坐在旁边，脸都白了。他知道，要是这事儿办不好，螳螂集团的投资项目很可能就黄了，他的仕途也就到此为止了。
市府大门被堵，这事儿确实让人心烦意乱，像块大石头压在大家心上。轻工局作为塑料厂的主管单位，张局长第一个站起来，简单介绍了塑料厂现在的状况和已经采取的措施。他的声音低沉而疲惫，像位医生在宣布病人的病情：“截至上个月，塑料厂已经连续十一个月拖欠职工工资，负债总额达到三千二百万元，库存积压价值八百万元，设备闲置率超过百分之七十。职工上访三十七次，其中两次造成交通瘫痪，社会影响特别坏。”
王学兵副市长主管工业，接过张局长的话说：“我看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个效益好的单位把它兼并了，这事儿不能再拖了。”他语气坚定，眼神里透着急切。他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，螳螂集团的考察团很快就要来了，要是塑料厂的问题解决不好，太平市的招商引资大局可就全毁了。
城建局的办公室王主任，手里紧攥着笔记本，脚步匆匆地迈进会议室。他正四下张望，打算找个座位坐下，这时，李和平市长那如炬的目光直直地射了过来，盯着他问道：“你们局长呢？”
王主任赶忙回答：“局长们都有事不在，派我来参会。”
“迟到了半个小时，你就站着听会吧。”
“我……”办公室主任刚想开口解释。
“我不听解释。接着开会！”李和平市长毫不留情，一下子打断了他的话。
会议室里鸦雀无声，空气好像凝固了。王主任涨红了脸，默默站到墙边，像一尊被罚站的雕像。他低着头，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，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着笔记本的边缘。他心里明白，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议，而是一场风暴的中心。市长的火气，不光是因为有人迟到，更是因为太平市的尊严正被一次次踩在脚下。
张局长满脸无奈地叹口气，接着说：“这段时间，我们也联系过几个单位，刚一接触，人家要么不敢，要么不愿意接手。”他顿了顿，声音更低了，“不是我们不努力，是塑料厂这摊子，实在太烂了。”
这几年，像塑料厂这样的情况没少发生。事实证明，对这类企业不管不问，任由它们破产关门，负面影响太大，留下的后遗症太多，职工失业、家庭破碎、社会动荡。大家发现企业承包这条路走不通后，眼下似乎也只有兼并这一条路可走了。于是，参加会议的人都表态，一致支持找个合适的好单位来兼并塑料厂。
会议快结束时，李和平市长总结说：“按会上讨论的意见，一是尽快拟个整顿机关作风、严格工作纪律的通知，发到全市各个单位。搞一次专项检查，加强纪律考核，彻底改变政府机关散漫不作为的现象。二是相关部门要继续加大力度，多联系相关单位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企业接手塑料厂。市政府可以给些优惠政策，全力支持这件事。半个月内，这事儿必须有个眉目，不能再拖了。我们要站在政治高度，赶快解决问题，绝不能影响太平市改革开放的大局，也绝不能影响经济发展的大方向。另外，今天早上我从卷烟厂路过，心里突然有个想法，烟厂效益一直不错，能不能让烟厂出面来兼并塑料厂呢？学兵市长，你们再仔细商量一下，要是觉得可行，就赶紧去联系落实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