崇禎七年的九月份，鼠疫给北方带去的影响正在迅速衰竭，因为北民南迁的过多，整个鼠疫规模仅仅是围绕山西一地传播。
韩爌做的很好，基本上是照抄了皇帝在面议奏对时的法子，將感染的人隔离来处理。
而总计半年的感染死亡人数，孙承宗报上来的总数，大概是七万人，其中有两千人是明朝的长城军队。
这么少的感染死亡人数，完全取决於孙承宗、韩爌执行的是朱由检的抗疫政策。
一是隔离，在当地划出一整块区域单独管理感染的人，所有被感染的军民在区域內，一人一个隔间，单独分开来，专人负责所有人的吃食。
並且给的粮食，从一日两餐增加到三餐是务必给到，所有人吃的东西，要给到肉汤、菜汤，比常人要稀软才行。
其二是感染死的人，需立刻烧掉，绝不可让人接触尸体，这一点引起不少民怨，皇帝单独为此科普了一大堆传染病的知识，用邸报形式传出去。
若是再不满，皇帝对此只能默然，这是必须要做的处置办法，不可能因为民怨就不做的。
其三就是灭鼠灭蚤！
不只是山西，包括整个两京一十三省，包括要进入大明海关的船只，所有地方都在灭鼠。
船只需要在海岸外就进行查验，並且所有船员都得在船上清洁完毕，方可进入港口。
灭鼠，灭蚤是抗疫的当务之急。
而朱由检送去的太医院大夫们，主要的工作，不单是救治病人。
讲实话，朱由检也不觉得这些中医大夫能够治的了黑死病，这种需要抗生素才能抗衡的病菌类感染病。
这个是不现实的，你连提炼青蒿素，抗生素的条件都不具备，怎么对抗鼠疫
这个需要科学！
朱由检並不准备这些乱七八糟的，他要的是杀鼠。
这些中医对付不了鼠疫病菌，但要准备灭鼠灭蚤的药物，那还是办得到的。
山西给的政策是极其残酷的，山上、田地、家宅，各个地方全面灭鼠。
严禁地方百姓吃鼠肉，一经发现，都是要隔离数月的，还得罚钱。
两京一十三省，大明光是僱佣百姓组建捕鼠队来参与灭鼠，每个月就得掉六十四万两银子，比天启前中期的东江镇军餉都高三倍。
一直拖到九月初，朱由检还在鼓动地方灭鼠，但事实上地方上的报告表示，在北直隶控制的京畿地区，无论是山上、农地、村庄、县府城镇，都已经见不到一只老鼠了。
数量可能超过上亿只的老鼠，在这段时间被杀灭，用火烧成了灰烬。
尤其是北方，基本上是找不到什么鼠类了。
而这三招就是比较彻底的手段，也算是对鼠疫一记重拳，基本上是封锁在山西还是蛮牢固的。
像黑死病传染性如此强的疾病，目前报上来只有十几万人感染而死，已经是非常不错了。
崇禎七年的十月四日，大明在当月颁布了新的度牒制度，其中关於天主教有了一定的限制，並且被搬入祖法中。
具体措施是对现有教堂，派人验看造册记录，统计建筑、教眾数量，要求具体大明朝全国境內，包括外行省的天主教建筑数量，不得超过四十处，天主教在册教眾不得超过五万人。
並且在新的度牒制度，再次重申了佛教、道教、天主教等宗教，所有的活动都必须纳税。
其中包括所占土地、教眾的赠捐等等，都要记录纳税，任何州府、县衙私下颁布的寺庙、教堂免税法通通作废，仅保留大龙兴寺、武当山、龙虎山这样的皇家寺庙、道教正统，能够享有特殊免税的权利。
除了宗教法律的推行，朱由检还有一项比较重要的法律，也就是技术壁垒的法律。
要求所有民间小报、邸报，都不得將蒸汽机、轴承结构进行作报和书籍文字抄录，否则违律者可能面临发配边疆和流放，严重者可能阉刑。
限制技术流出的法律，要求各级官吏、將官、商人、工匠、百姓，不得將相关的资料信息，公开到“蛮夷之地”，要求工厂商人设立门卫，严禁无关人士探看其生產內容。
这条严苛法律，保护著发明创造產物的三十年时间，超过时限后，就允许放开信息，並且在藩属国进行商贸活动。
整个法律的颁布伴隨著衙役的宣传，在这段时间开始普及知识，张贴告示，解释理由。
这些法律的颁布都有朝廷官员们参与，制定的效率和地方管理背书情况，虽然会有压力，但属於是先背书再说。
相比於对於朝廷法令的重修和改革，朱由检在军事上的政令改动变革是比较彻底的。
首先是他翻阅了所有大明军队在两京一十三省的分布卷宗，朱由检对於大明朝现在军事单位进行革新和造册。
大明朝境內行省的军队人数，从七十余万募兵，增长至八十三万人。
並且还在快速增加人数，费的银两越来越高，需要新大明律的背书。
这些新增加的募兵，都是役兵中，表现良好，並有意愿在军中任差，渴望军功往上爬的人。
这些人按照新军制，是可以在长官的扶持下，申请加入到募兵体系里的。
粮食和肉的需求大幅增加，维持军队这方面需求的商人们乐的开，就连登莱到济南的铁路建设都迎来了更多的商人入股，山东商人余家於是又买下了济南通往景县吴桥的铁路路权。
这些年庞大需求的扩建军制，即便是在朝廷內威权已经无可置疑的皇帝本人，都面临了长期后可能缺钱的巨大阻力。
兵部的王洽和孙承宗，以及户部的態度多次一直都比较忧虑。
理由也很简单，主要是两方面的考虑。
一是维持此刻的七十万名募兵，已经非常昂贵的编制了，七十万名募兵，加上一百三十万人的役兵，每年就得烧掉近五千万两银子。
这是什么水平
是平时万历年间、天启年间的平均两年军费了！
其中还需要大量粮食吃嚼，太贵了！
朱由检的办法，则是在改革军制的同时，增加了两京畿的兵力，这样才能更好的遏制边军，减轻离心力。
至於说粮食，一个是继续维持国內的用粮，其次就是將朝鲜、莫氏、后黎朝、马六甲、阿拉干、吕宋、日本等外部粮食，输送至国內，增加帆船数量来增加外来粮食的比例。
从大概崇禎四年开始，朱由检就已经在增加海贸上粮食贸易的比重了，在崇禎五年，输送到大明朝境內港口的稻米重量就在六百万石以上，而到了崇禎六年的时候，这个数字就增长到了九百五十万石，
隨著朝廷吞併了莫朝，在马六甲、阿拉干地区大量的移民已经就绪，正在分发耕牛和开垦土地。
崇禎七年的海外行省，输送进来的粮食，至少也在五百万石的规模上，这些粮食全部都流入了民间来平抑粮价。
当然这个比例与大明之间生產的粮食，哪怕是半边天下也是远远不及，光是湖广和江南，民间能够年產的稻米，就不过少於五万石，还有大量贫瘠土地，在北民手里种植番薯，所以粮食是不愁的。
这些归功於大明的南迁政策和一体纳银政策，
大量的田地被地主们拋售掉，大量寄居在秀才们名下的田地被释放出来发卖，藩王们也必须得好好检查自己的藩地，有多少土地需要卖掉的，毕竟多一亩地，太监和文官们就要多催一亩地的税。
徵兵制就是一项长期国政计划，涉及两京一十三省所有兵马单位的用度销，从主要依靠卫所兵和募兵，改成依赖役兵的军队，对大明提升总体国力是非常重要的。
之所以说將役兵服役时间拉长到三年，就是因为这个计划涉及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需要先定好章程，然后勘定投入的后勤，是否能够满足皇帝的需求。
相比之下，皇帝並不太忧虑这个问题。
事实上在徵兵制和募兵制双轨道同时运行后，大明的兵力，在这个时代已经是脱离村战水平了，大约是恢復到了日本相似的水平上。
近两亿人口，能够拿出总计两百万的常备军力，比例上看这个动员能力，也仅仅是和日本幕府差不多的水平。
这样的规模面对朱由检之后的安排，肯定是远远不够，是需要扩军的。
但这也就是百抽一丁，大明还是能再继续挤一点牙膏的。
韩爌做的很好，基本上是照抄了皇帝在面议奏对时的法子，將感染的人隔离来处理。
而总计半年的感染死亡人数，孙承宗报上来的总数，大概是七万人，其中有两千人是明朝的长城军队。
这么少的感染死亡人数，完全取决於孙承宗、韩爌执行的是朱由检的抗疫政策。
一是隔离，在当地划出一整块区域单独管理感染的人，所有被感染的军民在区域內，一人一个隔间，单独分开来，专人负责所有人的吃食。
並且给的粮食，从一日两餐增加到三餐是务必给到，所有人吃的东西，要给到肉汤、菜汤，比常人要稀软才行。
其二是感染死的人，需立刻烧掉，绝不可让人接触尸体，这一点引起不少民怨，皇帝单独为此科普了一大堆传染病的知识，用邸报形式传出去。
若是再不满，皇帝对此只能默然，这是必须要做的处置办法，不可能因为民怨就不做的。
其三就是灭鼠灭蚤！
不只是山西，包括整个两京一十三省，包括要进入大明海关的船只，所有地方都在灭鼠。
船只需要在海岸外就进行查验，並且所有船员都得在船上清洁完毕，方可进入港口。
灭鼠，灭蚤是抗疫的当务之急。
而朱由检送去的太医院大夫们，主要的工作，不单是救治病人。
讲实话，朱由检也不觉得这些中医大夫能够治的了黑死病，这种需要抗生素才能抗衡的病菌类感染病。
这个是不现实的，你连提炼青蒿素，抗生素的条件都不具备，怎么对抗鼠疫
这个需要科学！
朱由检並不准备这些乱七八糟的，他要的是杀鼠。
这些中医对付不了鼠疫病菌，但要准备灭鼠灭蚤的药物，那还是办得到的。
山西给的政策是极其残酷的，山上、田地、家宅，各个地方全面灭鼠。
严禁地方百姓吃鼠肉，一经发现，都是要隔离数月的，还得罚钱。
两京一十三省，大明光是僱佣百姓组建捕鼠队来参与灭鼠，每个月就得掉六十四万两银子，比天启前中期的东江镇军餉都高三倍。
一直拖到九月初，朱由检还在鼓动地方灭鼠，但事实上地方上的报告表示，在北直隶控制的京畿地区，无论是山上、农地、村庄、县府城镇，都已经见不到一只老鼠了。
数量可能超过上亿只的老鼠，在这段时间被杀灭，用火烧成了灰烬。
尤其是北方，基本上是找不到什么鼠类了。
而这三招就是比较彻底的手段，也算是对鼠疫一记重拳，基本上是封锁在山西还是蛮牢固的。
像黑死病传染性如此强的疾病，目前报上来只有十几万人感染而死，已经是非常不错了。
崇禎七年的十月四日，大明在当月颁布了新的度牒制度，其中关於天主教有了一定的限制，並且被搬入祖法中。
具体措施是对现有教堂，派人验看造册记录，统计建筑、教眾数量，要求具体大明朝全国境內，包括外行省的天主教建筑数量，不得超过四十处，天主教在册教眾不得超过五万人。
並且在新的度牒制度，再次重申了佛教、道教、天主教等宗教，所有的活动都必须纳税。
其中包括所占土地、教眾的赠捐等等，都要记录纳税，任何州府、县衙私下颁布的寺庙、教堂免税法通通作废，仅保留大龙兴寺、武当山、龙虎山这样的皇家寺庙、道教正统，能够享有特殊免税的权利。
除了宗教法律的推行，朱由检还有一项比较重要的法律，也就是技术壁垒的法律。
要求所有民间小报、邸报，都不得將蒸汽机、轴承结构进行作报和书籍文字抄录，否则违律者可能面临发配边疆和流放，严重者可能阉刑。
限制技术流出的法律，要求各级官吏、將官、商人、工匠、百姓，不得將相关的资料信息，公开到“蛮夷之地”，要求工厂商人设立门卫，严禁无关人士探看其生產內容。
这条严苛法律，保护著发明创造產物的三十年时间，超过时限后，就允许放开信息，並且在藩属国进行商贸活动。
整个法律的颁布伴隨著衙役的宣传，在这段时间开始普及知识，张贴告示，解释理由。
这些法律的颁布都有朝廷官员们参与，制定的效率和地方管理背书情况，虽然会有压力，但属於是先背书再说。
相比於对於朝廷法令的重修和改革，朱由检在军事上的政令改动变革是比较彻底的。
首先是他翻阅了所有大明军队在两京一十三省的分布卷宗，朱由检对於大明朝现在军事单位进行革新和造册。
大明朝境內行省的军队人数，从七十余万募兵，增长至八十三万人。
並且还在快速增加人数，费的银两越来越高，需要新大明律的背书。
这些新增加的募兵，都是役兵中，表现良好，並有意愿在军中任差，渴望军功往上爬的人。
这些人按照新军制，是可以在长官的扶持下，申请加入到募兵体系里的。
粮食和肉的需求大幅增加，维持军队这方面需求的商人们乐的开，就连登莱到济南的铁路建设都迎来了更多的商人入股，山东商人余家於是又买下了济南通往景县吴桥的铁路路权。
这些年庞大需求的扩建军制，即便是在朝廷內威权已经无可置疑的皇帝本人，都面临了长期后可能缺钱的巨大阻力。
兵部的王洽和孙承宗，以及户部的態度多次一直都比较忧虑。
理由也很简单，主要是两方面的考虑。
一是维持此刻的七十万名募兵，已经非常昂贵的编制了，七十万名募兵，加上一百三十万人的役兵，每年就得烧掉近五千万两银子。
这是什么水平
是平时万历年间、天启年间的平均两年军费了！
其中还需要大量粮食吃嚼，太贵了！
朱由检的办法，则是在改革军制的同时，增加了两京畿的兵力，这样才能更好的遏制边军，减轻离心力。
至於说粮食，一个是继续维持国內的用粮，其次就是將朝鲜、莫氏、后黎朝、马六甲、阿拉干、吕宋、日本等外部粮食，输送至国內，增加帆船数量来增加外来粮食的比例。
从大概崇禎四年开始，朱由检就已经在增加海贸上粮食贸易的比重了，在崇禎五年，输送到大明朝境內港口的稻米重量就在六百万石以上，而到了崇禎六年的时候，这个数字就增长到了九百五十万石，
隨著朝廷吞併了莫朝，在马六甲、阿拉干地区大量的移民已经就绪，正在分发耕牛和开垦土地。
崇禎七年的海外行省，输送进来的粮食，至少也在五百万石的规模上，这些粮食全部都流入了民间来平抑粮价。
当然这个比例与大明之间生產的粮食，哪怕是半边天下也是远远不及，光是湖广和江南，民间能够年產的稻米，就不过少於五万石，还有大量贫瘠土地，在北民手里种植番薯，所以粮食是不愁的。
这些归功於大明的南迁政策和一体纳银政策，
大量的田地被地主们拋售掉，大量寄居在秀才们名下的田地被释放出来发卖，藩王们也必须得好好检查自己的藩地，有多少土地需要卖掉的，毕竟多一亩地，太监和文官们就要多催一亩地的税。
徵兵制就是一项长期国政计划，涉及两京一十三省所有兵马单位的用度销，从主要依靠卫所兵和募兵，改成依赖役兵的军队，对大明提升总体国力是非常重要的。
之所以说將役兵服役时间拉长到三年，就是因为这个计划涉及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需要先定好章程，然后勘定投入的后勤，是否能够满足皇帝的需求。
相比之下，皇帝並不太忧虑这个问题。
事实上在徵兵制和募兵制双轨道同时运行后，大明的兵力，在这个时代已经是脱离村战水平了，大约是恢復到了日本相似的水平上。
近两亿人口，能够拿出总计两百万的常备军力，比例上看这个动员能力，也仅仅是和日本幕府差不多的水平。
这样的规模面对朱由检之后的安排，肯定是远远不够，是需要扩军的。
但这也就是百抽一丁，大明还是能再继续挤一点牙膏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