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东汉王朝的落日余晖中，有一个家族如同一株历经千年风霜的古柏，根系深扎于经学沃土，枝叶却在乱世狂风中摇摇欲坠。
伏氏家族自西汉伏湛起便以儒学立身，七世传承，至汉献帝时期的伏完，已成为汉廷最后的外戚支柱。
这位生于名门、长于朝堂的士人，一生周旋于皇权与霸权之间，既背负着家族荣耀的重负，又承载着汉室存续的微光。
他的故事，不仅是一个人的生命轨迹，更是一部浓缩了东汉末年外戚群体命运的史诗——在忠诚与隐忍的撕扯中，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里，书写着一个时代的无奈与悲凉。
西汉建武三年（公元27年），汉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宫城册封一位重臣为阳都侯，食邑三千户。
这位重臣便是伏湛，他以《诗经》传家，在王莽之乱中坚守经学正统，最终成为东汉开国三公之一的大司徒。
伏氏家族的荣耀自此奠基，历经六世传承，到伏完这一代时，已形成“七世通经，家门荣耀”的显赫格局。
伏完的出生地阳都（今山东沂南），是齐鲁文化的核心区域。
这里曾孕育出诸葛亮等一代贤才，浓厚的儒学氛围深刻塑造了伏完的性格。
据《后汉书·伏湛列传》附载，伏完自幼“习《齐诗》，通大义，性沉厚，有容德”。这种沉厚包容的特质，既源于家族经学的熏陶，也与他少年时的经历有关——伏完十岁时，父亲伏质因病早逝，他以嫡长子身份主持家事，既要维系家族与地方官府的关系，又要督导弟妹学业，过早的责任锤炼出他谨小慎微的处世风格。
延熹元年（158年），二十岁的伏完迎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折。
当时的汉桓帝刘志正在选拔勋贵子弟入侍宫中，伏完凭借“伏氏七世名臣”的家世与自身“仪容端雅，应对得体”的表现，被选中担任侍中一职。
侍中虽秩仅比二千石，却能出入禁宫，参与机密，是汉代士人晋升的重要跳板。
这一职位让伏完得以近距离观察东汉政治的运作核心，也让他目睹了桓帝时期“党锢之祸”的惨烈——士大夫与宦官集团的血腥厮杀，让年轻的伏完深刻认识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。
就在担任侍中的同一年，伏完迎娶了汉桓帝的长女阳安长公主刘华。
这场婚姻并非单纯的才子佳人结合，而是东汉中后期常见的政治联姻。
阳安长公主的生母是桓帝的贵人窦氏，窦氏家族在东汉中后期多次掌控朝政，伏氏与窦氏通过婚姻形成同盟，既巩固了伏家的外戚地位，也为窦氏增添了经学世家的支持。
婚后的伏完在官场稳步升迁，历任黄门侍郎、五官中郎将等职，始终游走于权力核心边缘，却从不主动卷入派系纷争。
史载他“在朝三十年，未尝言人过失，每有争议，辄引经义折中，时人谓之和事佬”，这种看似懦弱的处世之道，实则是他在宦官、外戚、士大夫三方角力中保全自身的智慧。
中平六年（189年），汉灵帝驾崩，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不成反被杀，袁绍、袁术率军入宫屠戮宦官，董卓趁机入京废立皇帝，东汉王朝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。
此时的伏完正担任屯骑校尉，掌管京城禁军之一的屯骑营。
面对董卓的专权，朝中大臣或奋起反抗（如袁绍、曹操），或消极避世（如刘表、刘焉），伏完却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——他既没有公开反对董卓，也拒绝为其效力，而是以“公主染疾，需亲侍汤药”为由，辞去官职，带着家眷回到阳都故里。
这次归隐持续了整整一年。
初平元年（190年），关东诸侯组成讨董联盟，天下局势更加动荡。
就在这一年，汉献帝刘协（时年十岁）在长安即位，由王允、吕布辅政。
为巩固皇权，汉献帝下诏征召各地宗室与勋贵入朝，伏完作为阳安长公主的丈夫，被重新起用为执金吾。
执金吾是汉代京城最高治安长官，秩中二千石，掌京师巡察、禁备水火等事，相当于后世的卫戍司令。
这一任命既体现了朝廷对伏氏家族的信任，也将伏完再次推到了政治前台。
更重要的转折发生在兴平二年（195年）。
这一年，汉献帝从长安东归洛阳，途中历经艰险，身边近臣或死或逃。
为稳定人心，也为延续汉室血脉，献帝下诏册封伏完的女儿伏寿为皇后。
伏寿时年十七岁，自幼随父亲在阳都长大，既继承了伏氏的经学素养，又有着皇室宗亲的血脉（其母阳安长公主是献帝的堂姑）。
她的册封，让伏完的身份从“公主之夫”升级为“皇后之父”，成为东汉末年最受瞩目的外戚。
按照东汉惯例，皇后之父通常会被授予大将军或骠骑将军等高职，掌控朝政。
但伏完却在此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——他主动上书汉献帝，请求辞去执金吾一职，改任闲职中散大夫。
《后汉书·皇后纪》记载了他的奏言：“今宗社未定，贼臣环伺，臣以外戚居要职，恐招非议，愿避贤路，以安圣躬。”
表面上看，这是伏完的谦逊之举，实则暗藏深意——当时曹操已迎献帝定都许昌，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格局初现，伏完深知曹操雄才大略，且对外戚干政极为警惕，此时若贪恋权位，必然成为曹操的眼中钉。
建安元年（196年），曹操正式迁都许昌，开始全面掌控朝政。
他自任司空，任命荀彧为尚书令，郭嘉为军师祭酒，朝廷要害部门尽被曹氏集团掌控。
伏完进一步退让，主动将自己的封邑上缴一半，又将家中私兵编入朝廷禁军，以示“无觊觎之心”。
曹操对此颇为满意，表奏献帝封伏完为辅国将军，仪同三司。
但伏完坚辞不受，最终改任屯骑校尉——一个掌管宫廷卫队、有职无权的闲职。
此时的伏完，已形成了自己的生存策略：以退让求保全，以低调避祸端。
他将家中大部分资产捐赠给朝廷，用于弥补财政亏空；约束子弟不得干预地方政务；甚至在公开场合刻意淡化与皇后的父女关系。
有一次，伏寿派人送衣物到伏府，伏完竟将衣物原封不动退回，并上奏献帝：“后妃无私交外家，臣不敢违祖制。”
这种近乎刻板的谨慎，让伏完在曹操专权的初期得以安然无恙，却也埋下了隐患——他的过度退让，让汉献帝失去了外戚势力的支撑，愈发沦为傀儡。
建安五年（200年），一场密谋在许昌宫城悄然展开。
汉献帝用鲜血写就密诏，藏于衣带之中，赐给车骑将军董承，令其联络忠义之士诛杀曹操。
这场被称为“衣带诏事件”的密谋，揭开了汉室与曹氏集团的正面冲突，也将伏完推向了命运的十字路口。
董承是汉献帝的岳父（其女为董贵人），与伏完同为外戚，两人素有往来。
密谋之初，董承曾秘密拜访伏完，希望借助伏氏家族的声望与资源共举大事。
据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注引《献帝起居注》记载，董承对伏完说：“曹贼擅权，弑杀忠良，今主上有诏，诛此国贼，公为皇后之父，当率先响应。”
面对董承的请求，伏完陷入了痛苦的抉择。
从情感上讲，伏完对曹操的专权早已不满。
曹操迁都许昌后，不仅控制朝政，还对皇室成员严加监视——献帝的饮食起居皆由曹氏亲信负责，宗室成员未经允许不得入宫，甚至皇后伏寿的外戚亲属也被限制离京。
伏完曾亲眼目睹曹操在朝堂上呵斥献帝，气得献帝说：“君若能相辅，则厚；不尔，幸垂恩相舍。”（《后汉书·献帝纪》）
这种君臣倒置的景象，让身为汉室姻亲的伏完深感屈辱。
但从现实来看，伏完深知与曹操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。
曹操此时已击败吕布、袁术，占据兖、豫二州，麾下有荀彧、郭嘉等谋士，许褚、张辽等猛将，兵力达十余万。
而伏氏家族虽有声望，却无实际兵权——伏完担任的屯骑校尉仅辖数千禁军，且多为曹操亲信；阳都老家的宗族私兵不过千人，远不足以与曹军抗衡。
更重要的是，伏完清楚董承为人“志大才疏，好谋无断”，此前多次参与密谋均以失败告终，与他合作风险极大。
经过数夜的辗转反侧，伏完最终拒绝了董承的请求。
他对董承说：“今曹操势大，未可轻动。若事机不密，恐累及圣躬与皇后，愿公三思。”
为了表明立场，伏完甚至主动向曹操的谋士荀彧透露了董承的一些“不轨言行”，但隐去了衣带诏的核心内容——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，既想撇清自己，又不愿彻底出卖董承，暴露了他内心的矛盾。
建安五年正月，衣带诏事件败露，董承及其同谋者被满门抄斩。
更令人震惊的是，曹操不顾汉献帝的哀求（董贵人当时已有身孕），执意诛杀了董贵人。
消息传到伏府，伏完彻夜未眠，他知道，下一个可能就是伏氏家族。
董贵人之死让许昌宫城笼罩在恐怖之中。
伏皇后亲眼目睹了曹操的残忍，也感受到了丈夫汉献帝的绝望。
这位年仅二十岁的皇后，虽身处深宫，却有着远超常人的勇气。
她决定不能坐以待毙，于是在一个深夜，秘密写下一封书信，派心腹宦官送到伏完手中。
这封被后世称为“伏后密信”的文书，如今已无原文传世，但《后汉书·皇后纪》记载了其核心内容：“操残逼帝室，擅杀董贵人，今又欲图害宗室，若不早图，汉室必亡。父为国家元舅，当思救国之策，毋令后世笑我父女无能。”
信中不仅控诉了曹操的暴行，还明确要求伏完策划诛杀曹操。
接到密信的伏完，内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。
女儿的决绝让他既欣慰又恐惧——欣慰的是伏氏有女如此，恐惧的是这封信一旦泄露，整个家族都将万劫不复。
他将密信反复读了数十遍，泪水浸湿了信纸。
作为父亲，他不忍让女儿独自面对危险；作为汉臣，他无法坐视汉室倾颓；但作为家族的掌舵人，他又不敢拿百余人的性命冒险。
伏完开始暗中联络一些对曹操不满的旧臣，包括议郎赵彦、少府耿纪等。
他们多次在伏府秘密会面，商议对策。
赵彦提出“借孙权、刘备之力，内外夹击”的方案，认为可以派使者联络江东的孙权和荆州的刘备，让他们出兵攻打许昌，同时城内举事响应。
但伏完认为此计过于冒险——当时孙权、刘备虽与曹操为敌，但远水解不了近渴，且使者往返途中极易被曹操察觉。
耿纪则建议“利用祭祀之机，诛杀曹操”。
建安十三年（208年），曹操赤壁战败后返回许昌，按惯例要到太庙祭祀祖先。
耿纪认为可以在太庙埋伏刀斧手，趁曹操行礼时将其斩杀。
伏完起初同意了这个计划，并开始暗中联络太庙的守卫将领。
但在行动前夕，他得知曹操早已料到可能有人行刺，祭祀时带了许褚等贴身护卫，且太庙周围布满了便衣士兵。
伏完再次选择了退缩，以“时机未到”为由中止了计划。
多次谋划失败，让伏完的身体日渐衰弱。
他患有多年的哮喘病，在忧思与恐惧的双重折磨下，病情愈发严重。
建安十四年（209年）冬，伏完在许昌的府邸中病逝，享年五十八岁。
临终前，他将那封伏后的密信烧毁，对儿子伏典、伏德说：“我一生谨慎，未能报国，愧对你妹妹，也愧对汉室。你们日后当以家族存续为重，勿涉政事。”
伏完的去世，让伏氏家族失去了主心骨，也让伏皇后失去了唯一的外援。
此时的她，或许还不知道，父亲临终前烧毁的只是密信的副本，原件早已被曹操的眼线截获，只是曹操为了等待合适的时机，一直没有发作。
建安十九年（214年），曹操已彻底平定北方，进位魏公，加九锡，权势达到顶峰。
他认为铲除汉室最后的象征——伏皇后及其家族的时机已到。
于是，他以“伏后昔与父完书，诽谤我，欲图不轨”为由，奏请汉献帝废黜伏皇后。
《后汉书·皇后纪》详细记载了这场惨剧的经过：曹操派御史大夫郗虑持节入宫收缴皇后玺绶，尚书令华歆率领士兵紧随其后。
伏皇后得知消息后，藏在宫中的夹墙里，却被华歆强行拖出。
当时她“披发徒跣，形容枯槁”，经过汉献帝面前时，哭着问：“陛下，不能相救邪？”
汉献帝望着她，悲痛欲绝：“我亦不知命在何时！”
随后，伏皇后被幽禁于暴室（宫中关押有罪嫔妃的地方），不久后去世，死因记载为“忧死”，实则极有可能是被秘密处死。
伏皇后死后，曹操并未收手。
他下令将伏皇后所生的两个皇子鸩杀，又将伏氏家族“无少长皆斩”。
据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记载，此次诛杀的伏氏族人多达百余人，包括伏完的儿子伏典、伏德，孙子伏寿（与皇后同名）等。
伏完的妻子阳安长公主虽已去世多年，仍被追夺封号，迁坟毁陵。
曾经显赫七世的伏氏家族，一夜之间灰飞烟灭。
伏完的墓在西晋时期被发现，据《水经注·沂水》记载，其墓中“有石椁，广六尺，长一丈，中有石床，床上有玉匣，匣中盛经卷数十卷，皆《齐诗》旧本”。
这些随葬的经卷，既是伏氏家族经学传承的见证，也仿佛是伏完一生坚守的象征——在乱世之中，他无力挽救汉室，也未能保全家族，唯有将毕生信仰的经学带入坟墓。
伏氏家族自西汉伏湛起便以儒学立身，七世传承，至汉献帝时期的伏完，已成为汉廷最后的外戚支柱。
这位生于名门、长于朝堂的士人，一生周旋于皇权与霸权之间，既背负着家族荣耀的重负，又承载着汉室存续的微光。
他的故事，不仅是一个人的生命轨迹，更是一部浓缩了东汉末年外戚群体命运的史诗——在忠诚与隐忍的撕扯中，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里，书写着一个时代的无奈与悲凉。
西汉建武三年（公元27年），汉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宫城册封一位重臣为阳都侯，食邑三千户。
这位重臣便是伏湛，他以《诗经》传家，在王莽之乱中坚守经学正统，最终成为东汉开国三公之一的大司徒。
伏氏家族的荣耀自此奠基，历经六世传承，到伏完这一代时，已形成“七世通经，家门荣耀”的显赫格局。
伏完的出生地阳都（今山东沂南），是齐鲁文化的核心区域。
这里曾孕育出诸葛亮等一代贤才，浓厚的儒学氛围深刻塑造了伏完的性格。
据《后汉书·伏湛列传》附载，伏完自幼“习《齐诗》，通大义，性沉厚，有容德”。这种沉厚包容的特质，既源于家族经学的熏陶，也与他少年时的经历有关——伏完十岁时，父亲伏质因病早逝，他以嫡长子身份主持家事，既要维系家族与地方官府的关系，又要督导弟妹学业，过早的责任锤炼出他谨小慎微的处世风格。
延熹元年（158年），二十岁的伏完迎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折。
当时的汉桓帝刘志正在选拔勋贵子弟入侍宫中，伏完凭借“伏氏七世名臣”的家世与自身“仪容端雅，应对得体”的表现，被选中担任侍中一职。
侍中虽秩仅比二千石，却能出入禁宫，参与机密，是汉代士人晋升的重要跳板。
这一职位让伏完得以近距离观察东汉政治的运作核心，也让他目睹了桓帝时期“党锢之祸”的惨烈——士大夫与宦官集团的血腥厮杀，让年轻的伏完深刻认识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。
就在担任侍中的同一年，伏完迎娶了汉桓帝的长女阳安长公主刘华。
这场婚姻并非单纯的才子佳人结合，而是东汉中后期常见的政治联姻。
阳安长公主的生母是桓帝的贵人窦氏，窦氏家族在东汉中后期多次掌控朝政，伏氏与窦氏通过婚姻形成同盟，既巩固了伏家的外戚地位，也为窦氏增添了经学世家的支持。
婚后的伏完在官场稳步升迁，历任黄门侍郎、五官中郎将等职，始终游走于权力核心边缘，却从不主动卷入派系纷争。
史载他“在朝三十年，未尝言人过失，每有争议，辄引经义折中，时人谓之和事佬”，这种看似懦弱的处世之道，实则是他在宦官、外戚、士大夫三方角力中保全自身的智慧。
中平六年（189年），汉灵帝驾崩，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不成反被杀，袁绍、袁术率军入宫屠戮宦官，董卓趁机入京废立皇帝，东汉王朝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。
此时的伏完正担任屯骑校尉，掌管京城禁军之一的屯骑营。
面对董卓的专权，朝中大臣或奋起反抗（如袁绍、曹操），或消极避世（如刘表、刘焉），伏完却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——他既没有公开反对董卓，也拒绝为其效力，而是以“公主染疾，需亲侍汤药”为由，辞去官职，带着家眷回到阳都故里。
这次归隐持续了整整一年。
初平元年（190年），关东诸侯组成讨董联盟，天下局势更加动荡。
就在这一年，汉献帝刘协（时年十岁）在长安即位，由王允、吕布辅政。
为巩固皇权，汉献帝下诏征召各地宗室与勋贵入朝，伏完作为阳安长公主的丈夫，被重新起用为执金吾。
执金吾是汉代京城最高治安长官，秩中二千石，掌京师巡察、禁备水火等事，相当于后世的卫戍司令。
这一任命既体现了朝廷对伏氏家族的信任，也将伏完再次推到了政治前台。
更重要的转折发生在兴平二年（195年）。
这一年，汉献帝从长安东归洛阳，途中历经艰险，身边近臣或死或逃。
为稳定人心，也为延续汉室血脉，献帝下诏册封伏完的女儿伏寿为皇后。
伏寿时年十七岁，自幼随父亲在阳都长大，既继承了伏氏的经学素养，又有着皇室宗亲的血脉（其母阳安长公主是献帝的堂姑）。
她的册封，让伏完的身份从“公主之夫”升级为“皇后之父”，成为东汉末年最受瞩目的外戚。
按照东汉惯例，皇后之父通常会被授予大将军或骠骑将军等高职，掌控朝政。
但伏完却在此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——他主动上书汉献帝，请求辞去执金吾一职，改任闲职中散大夫。
《后汉书·皇后纪》记载了他的奏言：“今宗社未定，贼臣环伺，臣以外戚居要职，恐招非议，愿避贤路，以安圣躬。”
表面上看，这是伏完的谦逊之举，实则暗藏深意——当时曹操已迎献帝定都许昌，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格局初现，伏完深知曹操雄才大略，且对外戚干政极为警惕，此时若贪恋权位，必然成为曹操的眼中钉。
建安元年（196年），曹操正式迁都许昌，开始全面掌控朝政。
他自任司空，任命荀彧为尚书令，郭嘉为军师祭酒，朝廷要害部门尽被曹氏集团掌控。
伏完进一步退让，主动将自己的封邑上缴一半，又将家中私兵编入朝廷禁军，以示“无觊觎之心”。
曹操对此颇为满意，表奏献帝封伏完为辅国将军，仪同三司。
但伏完坚辞不受，最终改任屯骑校尉——一个掌管宫廷卫队、有职无权的闲职。
此时的伏完，已形成了自己的生存策略：以退让求保全，以低调避祸端。
他将家中大部分资产捐赠给朝廷，用于弥补财政亏空；约束子弟不得干预地方政务；甚至在公开场合刻意淡化与皇后的父女关系。
有一次，伏寿派人送衣物到伏府，伏完竟将衣物原封不动退回，并上奏献帝：“后妃无私交外家，臣不敢违祖制。”
这种近乎刻板的谨慎，让伏完在曹操专权的初期得以安然无恙，却也埋下了隐患——他的过度退让，让汉献帝失去了外戚势力的支撑，愈发沦为傀儡。
建安五年（200年），一场密谋在许昌宫城悄然展开。
汉献帝用鲜血写就密诏，藏于衣带之中，赐给车骑将军董承，令其联络忠义之士诛杀曹操。
这场被称为“衣带诏事件”的密谋，揭开了汉室与曹氏集团的正面冲突，也将伏完推向了命运的十字路口。
董承是汉献帝的岳父（其女为董贵人），与伏完同为外戚，两人素有往来。
密谋之初，董承曾秘密拜访伏完，希望借助伏氏家族的声望与资源共举大事。
据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注引《献帝起居注》记载，董承对伏完说：“曹贼擅权，弑杀忠良，今主上有诏，诛此国贼，公为皇后之父，当率先响应。”
面对董承的请求，伏完陷入了痛苦的抉择。
从情感上讲，伏完对曹操的专权早已不满。
曹操迁都许昌后，不仅控制朝政，还对皇室成员严加监视——献帝的饮食起居皆由曹氏亲信负责，宗室成员未经允许不得入宫，甚至皇后伏寿的外戚亲属也被限制离京。
伏完曾亲眼目睹曹操在朝堂上呵斥献帝，气得献帝说：“君若能相辅，则厚；不尔，幸垂恩相舍。”（《后汉书·献帝纪》）
这种君臣倒置的景象，让身为汉室姻亲的伏完深感屈辱。
但从现实来看，伏完深知与曹操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。
曹操此时已击败吕布、袁术，占据兖、豫二州，麾下有荀彧、郭嘉等谋士，许褚、张辽等猛将，兵力达十余万。
而伏氏家族虽有声望，却无实际兵权——伏完担任的屯骑校尉仅辖数千禁军，且多为曹操亲信；阳都老家的宗族私兵不过千人，远不足以与曹军抗衡。
更重要的是，伏完清楚董承为人“志大才疏，好谋无断”，此前多次参与密谋均以失败告终，与他合作风险极大。
经过数夜的辗转反侧，伏完最终拒绝了董承的请求。
他对董承说：“今曹操势大，未可轻动。若事机不密，恐累及圣躬与皇后，愿公三思。”
为了表明立场，伏完甚至主动向曹操的谋士荀彧透露了董承的一些“不轨言行”，但隐去了衣带诏的核心内容——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，既想撇清自己，又不愿彻底出卖董承，暴露了他内心的矛盾。
建安五年正月，衣带诏事件败露，董承及其同谋者被满门抄斩。
更令人震惊的是，曹操不顾汉献帝的哀求（董贵人当时已有身孕），执意诛杀了董贵人。
消息传到伏府，伏完彻夜未眠，他知道，下一个可能就是伏氏家族。
董贵人之死让许昌宫城笼罩在恐怖之中。
伏皇后亲眼目睹了曹操的残忍，也感受到了丈夫汉献帝的绝望。
这位年仅二十岁的皇后，虽身处深宫，却有着远超常人的勇气。
她决定不能坐以待毙，于是在一个深夜，秘密写下一封书信，派心腹宦官送到伏完手中。
这封被后世称为“伏后密信”的文书，如今已无原文传世，但《后汉书·皇后纪》记载了其核心内容：“操残逼帝室，擅杀董贵人，今又欲图害宗室，若不早图，汉室必亡。父为国家元舅，当思救国之策，毋令后世笑我父女无能。”
信中不仅控诉了曹操的暴行，还明确要求伏完策划诛杀曹操。
接到密信的伏完，内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。
女儿的决绝让他既欣慰又恐惧——欣慰的是伏氏有女如此，恐惧的是这封信一旦泄露，整个家族都将万劫不复。
他将密信反复读了数十遍，泪水浸湿了信纸。
作为父亲，他不忍让女儿独自面对危险；作为汉臣，他无法坐视汉室倾颓；但作为家族的掌舵人，他又不敢拿百余人的性命冒险。
伏完开始暗中联络一些对曹操不满的旧臣，包括议郎赵彦、少府耿纪等。
他们多次在伏府秘密会面，商议对策。
赵彦提出“借孙权、刘备之力，内外夹击”的方案，认为可以派使者联络江东的孙权和荆州的刘备，让他们出兵攻打许昌，同时城内举事响应。
但伏完认为此计过于冒险——当时孙权、刘备虽与曹操为敌，但远水解不了近渴，且使者往返途中极易被曹操察觉。
耿纪则建议“利用祭祀之机，诛杀曹操”。
建安十三年（208年），曹操赤壁战败后返回许昌，按惯例要到太庙祭祀祖先。
耿纪认为可以在太庙埋伏刀斧手，趁曹操行礼时将其斩杀。
伏完起初同意了这个计划，并开始暗中联络太庙的守卫将领。
但在行动前夕，他得知曹操早已料到可能有人行刺，祭祀时带了许褚等贴身护卫，且太庙周围布满了便衣士兵。
伏完再次选择了退缩，以“时机未到”为由中止了计划。
多次谋划失败，让伏完的身体日渐衰弱。
他患有多年的哮喘病，在忧思与恐惧的双重折磨下，病情愈发严重。
建安十四年（209年）冬，伏完在许昌的府邸中病逝，享年五十八岁。
临终前，他将那封伏后的密信烧毁，对儿子伏典、伏德说：“我一生谨慎，未能报国，愧对你妹妹，也愧对汉室。你们日后当以家族存续为重，勿涉政事。”
伏完的去世，让伏氏家族失去了主心骨，也让伏皇后失去了唯一的外援。
此时的她，或许还不知道，父亲临终前烧毁的只是密信的副本，原件早已被曹操的眼线截获，只是曹操为了等待合适的时机，一直没有发作。
建安十九年（214年），曹操已彻底平定北方，进位魏公，加九锡，权势达到顶峰。
他认为铲除汉室最后的象征——伏皇后及其家族的时机已到。
于是，他以“伏后昔与父完书，诽谤我，欲图不轨”为由，奏请汉献帝废黜伏皇后。
《后汉书·皇后纪》详细记载了这场惨剧的经过：曹操派御史大夫郗虑持节入宫收缴皇后玺绶，尚书令华歆率领士兵紧随其后。
伏皇后得知消息后，藏在宫中的夹墙里，却被华歆强行拖出。
当时她“披发徒跣，形容枯槁”，经过汉献帝面前时，哭着问：“陛下，不能相救邪？”
汉献帝望着她，悲痛欲绝：“我亦不知命在何时！”
随后，伏皇后被幽禁于暴室（宫中关押有罪嫔妃的地方），不久后去世，死因记载为“忧死”，实则极有可能是被秘密处死。
伏皇后死后，曹操并未收手。
他下令将伏皇后所生的两个皇子鸩杀，又将伏氏家族“无少长皆斩”。
据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记载，此次诛杀的伏氏族人多达百余人，包括伏完的儿子伏典、伏德，孙子伏寿（与皇后同名）等。
伏完的妻子阳安长公主虽已去世多年，仍被追夺封号，迁坟毁陵。
曾经显赫七世的伏氏家族，一夜之间灰飞烟灭。
伏完的墓在西晋时期被发现，据《水经注·沂水》记载，其墓中“有石椁，广六尺，长一丈，中有石床，床上有玉匣，匣中盛经卷数十卷，皆《齐诗》旧本”。
这些随葬的经卷，既是伏氏家族经学传承的见证，也仿佛是伏完一生坚守的象征——在乱世之中，他无力挽救汉室，也未能保全家族，唯有将毕生信仰的经学带入坟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