半小时后，李达康在工地现场宣布：修路工程全面提速，实行24小时轮班制，两班倒，每班12小时起步，目标是十月前全线通车。喇叭声震得土坡上的碎石直往下滚。
丁义珍是在县卫健局例行巡查时听到这消息的。局长老张正抱着保温杯发愣：“李县长说，群众热情高，趁热打铁。”丁义珍盯着墙上挂着的气温曲线图，七月以来，连续九天超过38度，地表实测最高52度。
“防暑预案呢？”他问。
“有……有，说是村口搭个棚子，放两桶凉茶。”
“医疗点呢？急救车呢？中暑算工伤吗？”
老张低头：“这……还没定。”
丁义珍回办公室，翻出会议纪要复印件，找到自己提的第三条：高温作业必须配防暑物资和医疗点，否则停工。
他盯着那行字看了三分钟，提笔写了一份书面提醒，标题是《关于金山县修路工程高温防护措施落实情况的紧急建议》，打印两份，一份送李达康办公室，一份留底。
第二天一早，他去了工地。
太阳刚冒头，工地上已经热得像蒸笼。十几个村民正搬水泥，有人光着膀子，脊梁晒得发紫。
丁义珍走到工棚前，掀开帘子，里面摆着一张破桌子，桌上放着半瓶藿香正气水，瓶盖丢了，药液蒸发得只剩三分之一。
他正要走，看见一个中年男人蹲在墙角，脸色发白，手抖得拿不住水杯。丁义珍蹲下：“你怎么样？”
“没事……就是头晕，歇会儿就好。”
“昨晚几点收的工？”
“两点。今早五点又上。”
丁义珍掏出手机记下时间、地点、症状，拍了照片。他直起身，正看见李达康穿着白衬衫、黑皮鞋，精神抖擞地往这边走，身后跟着几个村干部。
“义珍，怎么，来视察？”李达康笑着问。
“来查人。”丁义珍说。
“查人？查谁？”
“查还能站住的，和快站不住的。”
李达康脸上的笑僵了半秒，随即摆手：“都是自愿出工，干不动的可以歇。咱们讲的是群众路线，不是强制劳动。”
“可你安排的是两班倒，每班12小时以上，实际接近15小时。三伏天，地表50度，连遮阳棚都不够用，更别说医疗点。这不是路线问题，是人命问题。”
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李达康声音抬高，“等省里批钱？等专家论证？等出太阳不热？路修不成，老百姓骂的是县委，不是你我！”
“我提三条：停夜班，停重体力作业，停无防护施工；改三班倒，设轮休制，立即建临时医疗站。”
“你这是要我停工？”
“不是停工，是调整节奏。你赶工期，我懂。但人不是机器，血肉之躯扛不住这么烧。”
李达康盯着他看了几秒，忽然笑了：“你还真是你爹的儿子——总想着最坏的结果。”
“我是想别让好事变坏事。”丁义珍声音没高，“你修的是路，我护的是人。咱们目标一致。”
“一致？”李达康摇头，“你这是拆台。”
丁义珍没再说话，转身走了。
三天后，中暑人数升到七人。财政局小赵悄悄告诉他，卫生所的登记本被村干部收走了，说是“别影响士气”。
丁义珍直接调了卫生所值班医生的私人记录，名单上有名字、症状、就诊时间，全是轻描淡写写成“轻微不适，已劝返休息”。
他把名单复印，召集财政、卫健、应急三局负责人，当场拍板：三天内采购防暑物资，每五公里设一个医疗点，配急救箱、冰袋、血压计，卫健局派两名医生轮驻。
“李县长那边……”有人迟疑。
“出了事，我担。”丁义珍说，“现在就办。”
又过五天，中暑人数突破十五人，其中两人送回村后仍持续呕吐、高烧。
丁义珍去走访，一个老太太拉着他的手哭：“我儿子昨晚搬石头，走着走着就倒了，村干部说‘别声张’，给塞了两百块……”
他站在院门口，看着院角堆着的水泥袋，上面印着“宏远建材”，突然笑了下。
晚上八点，他带医疗队进工地，宣布：即日起，中午11点至下午4点禁止户外作业，夜间施工不得超过12点，所有工人必须轮休。
话音未落，李达康的车就冲进了工地，车门一甩，人就下来了。
“谁让你停工的？”他声音像炸雷。
“我没停工，是叫停危险作业。”丁义珍站着没动，“这是中暑名单，这是气象数据，这是医生诊断。你签个字，正式停工令我来下，责任我扛。”
李达康扫了一眼材料，直接撕了，扔在地上：“你这是抗令！影响进度，你负得起责？”
“人命归我管。”丁义珍看着他，“路可以晚几天通，人倒下了，就是一辈子。”
现场围了一圈村民，没人说话，但眼神都盯着李达康。
李达康看了看人群，咬牙：“好，我让步。调整时间——早上五点到中午十二点，晚上七点到凌晨两点。这总行了吧？”
“这还是超时，还是高温作业。”
“那你要怎样？等死吗？路不修，全县经济怎么搞？你有本事，你来当县长！”
丁义珍没再争，只对医疗队说：“设点，发药，登记症状。发现高危患者，立即送县医院。”
李达康冷笑：“你这是要跟我对着干到底？”
“不是对着干。”丁义珍看着他，“是我不想看着人出事。”
李达康甩手就走，临上车回头：“你记住，这条路，必须通。”
丁义珍没回话，蹲下身，捡起地上被撕碎的材料，一片片抚平，塞进公文包。
当晚，他坐在书房，把最新情况整理成《紧急风险通报》，打印三份，一份送县委常委会，一份抄送省交通厅，一份自己留存。
他在文件末尾加了一句：“若继续无视基本劳动保护，恐引发群体性事件。”
钟小艾打来电话，问他吃饭没。
“没胃口。”他说。
“李达康又不听你劝？”
“听不进去。他觉得只要目标正确，手段可以忽略。”
“那你呢？”
“我能拦一次，拦不住天天往火坑里推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
“你爸要是知道这事，早就一巴掌扇过去了。”
丁义珍扯了下嘴角：“他要是来，李达康坟头草都三米高了。”
“那你别硬扛，留好证据就行。”
“证据留着，人倒下了，还有什么用？”
他挂了电话，走到窗前。远处工地上，探照灯还亮着，像两把烧红的刀插在夜里。
工人们影影绰绰地搬着东西，动作迟缓，像一群被抽了筋的影子。
第二天，丁义珍再去工地，发现村口有人自发摆了凉茶摊，几个老太太轮流烧水。刚放下炉子，村主任就带人来了，说影响施工进度，要求马上撤。
他走过去，没说话，从兜里掏出五十块钱，递给烧水的老太太：“我买一壶。”
老太太愣住，接了钱，颤巍巍倒了一大杯。
他捧着杯子，站在路中间，一口一口喝完，把空杯递回去：“再来一壶。”
村主任站在边上，脸一阵红一阵白，最后甩了句“你们等着”，走了。
傍晚，李达康打来电话：“你是不是觉得，只有你才是为老百姓好？”
“我没这么想。”丁义珍说，“但我不能看着人出事。”
“那你告诉我，路修不成，老百姓更惨，你管不管？”
“管。所以我支持修路。但不该用人命换进度。”
“你太理想了。”李达康声音冷下来，“不是所有人都有个好爹。”
丁义珍握着手机，没回话。
电话挂了。
他打开电脑，调出气象预报：未来七天，晴，最高气温39度，地表温度预计54度。
他站起身，把墙上挂着的施工进度表撕了下来。
桌上只剩一份文件，标题是《关于金山县修路工程劳动保护缺失的紧急通报》。
他拿起笔，在最后一页写下：
“若无人干预，预计三日内将发生严重中暑事故。”
笔尖顿了顿，墨迹在纸上晕开一个小黑点。
丁义珍是在县卫健局例行巡查时听到这消息的。局长老张正抱着保温杯发愣：“李县长说，群众热情高，趁热打铁。”丁义珍盯着墙上挂着的气温曲线图，七月以来，连续九天超过38度，地表实测最高52度。
“防暑预案呢？”他问。
“有……有，说是村口搭个棚子，放两桶凉茶。”
“医疗点呢？急救车呢？中暑算工伤吗？”
老张低头：“这……还没定。”
丁义珍回办公室，翻出会议纪要复印件，找到自己提的第三条：高温作业必须配防暑物资和医疗点，否则停工。
他盯着那行字看了三分钟，提笔写了一份书面提醒，标题是《关于金山县修路工程高温防护措施落实情况的紧急建议》，打印两份，一份送李达康办公室，一份留底。
第二天一早，他去了工地。
太阳刚冒头，工地上已经热得像蒸笼。十几个村民正搬水泥，有人光着膀子，脊梁晒得发紫。
丁义珍走到工棚前，掀开帘子，里面摆着一张破桌子，桌上放着半瓶藿香正气水，瓶盖丢了，药液蒸发得只剩三分之一。
他正要走，看见一个中年男人蹲在墙角，脸色发白，手抖得拿不住水杯。丁义珍蹲下：“你怎么样？”
“没事……就是头晕，歇会儿就好。”
“昨晚几点收的工？”
“两点。今早五点又上。”
丁义珍掏出手机记下时间、地点、症状，拍了照片。他直起身，正看见李达康穿着白衬衫、黑皮鞋，精神抖擞地往这边走，身后跟着几个村干部。
“义珍，怎么，来视察？”李达康笑着问。
“来查人。”丁义珍说。
“查人？查谁？”
“查还能站住的，和快站不住的。”
李达康脸上的笑僵了半秒，随即摆手：“都是自愿出工，干不动的可以歇。咱们讲的是群众路线，不是强制劳动。”
“可你安排的是两班倒，每班12小时以上，实际接近15小时。三伏天，地表50度，连遮阳棚都不够用，更别说医疗点。这不是路线问题，是人命问题。”
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李达康声音抬高，“等省里批钱？等专家论证？等出太阳不热？路修不成，老百姓骂的是县委，不是你我！”
“我提三条：停夜班，停重体力作业，停无防护施工；改三班倒，设轮休制，立即建临时医疗站。”
“你这是要我停工？”
“不是停工，是调整节奏。你赶工期，我懂。但人不是机器，血肉之躯扛不住这么烧。”
李达康盯着他看了几秒，忽然笑了：“你还真是你爹的儿子——总想着最坏的结果。”
“我是想别让好事变坏事。”丁义珍声音没高，“你修的是路，我护的是人。咱们目标一致。”
“一致？”李达康摇头，“你这是拆台。”
丁义珍没再说话，转身走了。
三天后，中暑人数升到七人。财政局小赵悄悄告诉他，卫生所的登记本被村干部收走了，说是“别影响士气”。
丁义珍直接调了卫生所值班医生的私人记录，名单上有名字、症状、就诊时间，全是轻描淡写写成“轻微不适，已劝返休息”。
他把名单复印，召集财政、卫健、应急三局负责人，当场拍板：三天内采购防暑物资，每五公里设一个医疗点，配急救箱、冰袋、血压计，卫健局派两名医生轮驻。
“李县长那边……”有人迟疑。
“出了事，我担。”丁义珍说，“现在就办。”
又过五天，中暑人数突破十五人，其中两人送回村后仍持续呕吐、高烧。
丁义珍去走访，一个老太太拉着他的手哭：“我儿子昨晚搬石头，走着走着就倒了，村干部说‘别声张’，给塞了两百块……”
他站在院门口，看着院角堆着的水泥袋，上面印着“宏远建材”，突然笑了下。
晚上八点，他带医疗队进工地，宣布：即日起，中午11点至下午4点禁止户外作业，夜间施工不得超过12点，所有工人必须轮休。
话音未落，李达康的车就冲进了工地，车门一甩，人就下来了。
“谁让你停工的？”他声音像炸雷。
“我没停工，是叫停危险作业。”丁义珍站着没动，“这是中暑名单，这是气象数据，这是医生诊断。你签个字，正式停工令我来下，责任我扛。”
李达康扫了一眼材料，直接撕了，扔在地上：“你这是抗令！影响进度，你负得起责？”
“人命归我管。”丁义珍看着他，“路可以晚几天通，人倒下了，就是一辈子。”
现场围了一圈村民，没人说话，但眼神都盯着李达康。
李达康看了看人群，咬牙：“好，我让步。调整时间——早上五点到中午十二点，晚上七点到凌晨两点。这总行了吧？”
“这还是超时，还是高温作业。”
“那你要怎样？等死吗？路不修，全县经济怎么搞？你有本事，你来当县长！”
丁义珍没再争，只对医疗队说：“设点，发药，登记症状。发现高危患者，立即送县医院。”
李达康冷笑：“你这是要跟我对着干到底？”
“不是对着干。”丁义珍看着他，“是我不想看着人出事。”
李达康甩手就走，临上车回头：“你记住，这条路，必须通。”
丁义珍没回话，蹲下身，捡起地上被撕碎的材料，一片片抚平，塞进公文包。
当晚，他坐在书房，把最新情况整理成《紧急风险通报》，打印三份，一份送县委常委会，一份抄送省交通厅，一份自己留存。
他在文件末尾加了一句：“若继续无视基本劳动保护，恐引发群体性事件。”
钟小艾打来电话，问他吃饭没。
“没胃口。”他说。
“李达康又不听你劝？”
“听不进去。他觉得只要目标正确，手段可以忽略。”
“那你呢？”
“我能拦一次，拦不住天天往火坑里推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
“你爸要是知道这事，早就一巴掌扇过去了。”
丁义珍扯了下嘴角：“他要是来，李达康坟头草都三米高了。”
“那你别硬扛，留好证据就行。”
“证据留着，人倒下了，还有什么用？”
他挂了电话，走到窗前。远处工地上，探照灯还亮着，像两把烧红的刀插在夜里。
工人们影影绰绰地搬着东西，动作迟缓，像一群被抽了筋的影子。
第二天，丁义珍再去工地，发现村口有人自发摆了凉茶摊，几个老太太轮流烧水。刚放下炉子，村主任就带人来了，说影响施工进度，要求马上撤。
他走过去，没说话，从兜里掏出五十块钱，递给烧水的老太太：“我买一壶。”
老太太愣住，接了钱，颤巍巍倒了一大杯。
他捧着杯子，站在路中间，一口一口喝完，把空杯递回去：“再来一壶。”
村主任站在边上，脸一阵红一阵白，最后甩了句“你们等着”，走了。
傍晚，李达康打来电话：“你是不是觉得，只有你才是为老百姓好？”
“我没这么想。”丁义珍说，“但我不能看着人出事。”
“那你告诉我，路修不成，老百姓更惨，你管不管？”
“管。所以我支持修路。但不该用人命换进度。”
“你太理想了。”李达康声音冷下来，“不是所有人都有个好爹。”
丁义珍握着手机，没回话。
电话挂了。
他打开电脑，调出气象预报：未来七天，晴，最高气温39度，地表温度预计54度。
他站起身，把墙上挂着的施工进度表撕了下来。
桌上只剩一份文件，标题是《关于金山县修路工程劳动保护缺失的紧急通报》。
他拿起笔，在最后一页写下：
“若无人干预，预计三日内将发生严重中暑事故。”
笔尖顿了顿，墨迹在纸上晕开一个小黑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