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首语
1968 年 6 月 7 日午夜，中苏边境某通信站的机房里，蚊子在日光灯管周围嗡嗡作响。小李把 1962 年生产的 St-1 型示波器推到 “67 式” 设备旁，探头线像条不安分的蛇，一端连在设备的信号输出端，另一端攥在他汗湿的手心里。屏幕上的正弦波被一个周期性的毛刺切割，频率稳定在 150 赫兹，与三天前导致指挥信号中断的干扰完全一致。
老张蹲在地上，军用水壶里的凉茶已经喝光，壶底的水垢映出示波器屏幕的绿光。这是他们排查的第 43 个小时，已经排除了电源、天线、接地等 17 处可能的干扰源，最后剩下的这处，像藏在草丛里的狙击手，只在设备全功率发射时才露出踪迹。
王参谋带着作战地图冲进机房，地图上的红箭头直指我方阵地前沿。“再有四小时，总攻信号就要从这里发出。” 他的手指重重戳在通信站的位置，“这处干扰不排除，命令可能送不出去，或者被敌人截获。” 示波器的扫描线突然剧烈跳动，毛刺的幅度瞬间增大 —— 外面的发电机又开始不稳定了，这让排查难上加难。
一、干扰的阴影：从指挥中断到排查命令
1968 年 6 月 4 日凌晨，总攻前的静默期，某部的指挥信号突然中断。报务员反复调试设备，耳机里只有滋滋的杂音，示波器显示的信号波形被一种规律的毛刺覆盖，根本无法解调。当干扰消失时，总攻时间已经推迟了 27 分钟，错失了最佳战机。
“不是敌方干扰，是我们自己的设备冲突。” 老张在事故分析会上肯定地说。他带来的频谱分析图显示，干扰频率 150 赫兹，与我方某型发电机的工作频率完全一致，但奇怪的是，发电机与通信设备分属不同供电系统，理论上不会产生干扰。
排查工作起初陷入误区。技术组怀疑是新安装的 “67 式” 设备屏蔽不良，花了 12 小时给设备加装了 0.5 毫米厚的钢板屏蔽罩，测试时干扰强度下降 30%，但实战中依然存在。“就像给房子加了窗户纸，挡不住真正的风雨。” 小李在记录中写道，他发现当发电机加载到 80% 以上时，干扰会突然增强。
1962 年的老设备成了参照系。老张把 St-1 型示波器接到 1962 年的 “59 式” 通信机上，同样的环境下，信号波形虽然不够清晰，却没有那种 150 赫兹的毛刺。“老设备的电源滤波比新设备简单，反而不受这种干扰。” 这个发现让团队重新审视 “67 式” 的电源设计 —— 为了追求效率，它的滤波器截止频率比 1962 年的设备高了 50 赫兹，刚好把 150 赫兹的干扰放了进来。
“可能是共模干扰。” 第 28 小时，小李突然想到这个被忽略的点。他翻出 1962 年的《通信设备抗干扰手册》，第 37 页用红笔标注着：“当两台设备共用同一接地网，即使分属不同电源，也可能通过地电位差产生干扰。” 这个在课堂上学过的理论，此刻像道闪电照亮了排查方向。
但接地网的测试结果显示一切正常，接地电阻 0.8 欧姆，远低于 4 欧姆的标准。王参谋带来的前线报告却指出，三天前的干扰中断时，恰好是发电机给阵地探照灯供电的时刻 —— 探照灯与通信站共用同一处接地极，这可能就是干扰传递的隐形通道。
排查命令在 6 月 6 日下达：48 小时内必须排除干扰，保障总攻信号畅通。当任务书送到机房时，小李正在用 1962 年的示波器对比新老设备的接地电流，屏幕上的差异清晰可见：“67 式” 的接地线上有 150 赫兹的交流分量，而 “59 式” 没有。“老设备的接地线上串了个电容，把交流成分滤掉了。” 他突然想起 1962 年手册里的一个细节，这个被新设备设计忽略的电容，可能就是关键。
二、老仪器的价值：St-1 型示波器的独特优势
1962 年生产的 St-1 型示波器，在 1968 年已经算不上先进。它的带宽只有 500 千赫兹，屏幕是模糊的绿色荧光，调节旋钮因为长期使用有些卡顿。但在排查这处隐蔽干扰时，它的两个特性却成了制胜法宝：一是采用电子管设计，对低频干扰的敏感度比晶体管示波器高 3 倍；二是带有独特的 “选频放大” 功能，能把 150 赫兹的信号单独提取出来。
“新示波器能显示更清晰的波形，但老的能闻到干扰的味道。” 老张这样解释为什么坚持要用 St-1。在对比测试中，1967 年生产的晶体管示波器需要放大 100 倍才能看到的 150 赫兹毛刺，St-1 在放大 50 倍时就清晰可见，而且波形失真更小。
小李起初对这台老仪器不屑一顾。他习惯了新示波器的数字显示和自动校准，觉得 St-1 的指针式频率计既麻烦又不准。但在排查接地干扰时，老示波器的指针摆动给了他关键提示：干扰强度随发电机负载变化的规律，比数字读数更直观，就像经验丰富的老兵能从风声中判断敌人的距离。
第 35 小时的突破来自 St-1 的 “扫描同步” 功能。小李无意中将扫描频率锁定在 150 赫兹的 2 倍，屏幕上的毛刺突然变成了稳定的方波，清晰显示出干扰的占空比是 1:3，这与发电机的整流电路特征完全吻合。“新示波器自动处理了这些细节，反而隐藏了线索。” 他不得不承认，老仪器的 “笨拙” 在这里变成了优势。
王参谋带来的备用发电机验证了这个发现。当启动备用发电机（与主发电机不同型号），St-1 显示的干扰频率变成了 180 赫兹，毛刺形态也发生变化，这证明干扰确实来自发电机，但传递路径依然不明。“就像找到了敌人的大致方位，却不知道他们怎么进来的。” 他看着屏幕上的新波形，眉头拧成了疙瘩。
排查陷入僵局时，老张用 St-1 做了个 1962 年常用的 “干扰追踪法”：将示波器探头沿着接地电缆移动，每 50 厘米记录一次干扰强度。在距离通信设备 3 米处的接地桩位置，干扰强度突然增加 6 分贝 —— 这里是探照灯接地线与通信站接地线的连接点，一个被水泥封死的隐蔽接头，在设计图纸上根本没有标注。
“这就是问题所在！” 小李用螺丝刀撬开水泥封层，两根粗细不同的接地线被简单地拧在一起，没有任何绝缘处理。当探照灯工作时，接地线上的 150 赫兹电流通过这个接头，直接窜入通信设备的接地系统，形成干扰。St-1 屏幕上的毛刺在接头被断开的瞬间消失，像被掐断的蛇头。
三、心理的博弈：排查中的经验与技术之争
排查的第 18 小时，团队爆发了第一次激烈争吵。小李主张用新的频谱分析仪定位干扰源，效率更高；老张坚持用 St-1 配合 “分区断电法”，虽然费时，但在复杂环境下更可靠。“1962 年我们在福建前线排查干扰，就是靠这种笨办法，三天找出了五处隐蔽接头。” 老张的声音因为熬夜变得沙哑。
王参谋的态度加剧了矛盾。他更信任年轻工程师带来的新技术，给小李调配了一台进口频谱仪，性能是 St-1 的 10 倍。但频谱仪显示的干扰频率范围太宽，反而掩盖了 150 赫兹这个关键成分，导致排查走了 8 小时弯路。“就像用显微镜找大象，看得太细反而看不到全貌。” 老张在频谱仪旁贴了张 St-1 的波形图，对比鲜明。
小李的心理防线在第 30 小时出现松动。连续两天没合眼，加上新设备排查无果，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。当老张用 St-1 演示如何通过改变探头位置，让毛刺的相位发生变化，从而判断干扰方向时，他突然意识到：老方法虽然慢，但每一步都能验证，不像新技术那样是个 “黑箱子”。
“我不该看不起老技术。” 小李在机房角落的水桶里洗了把脸，冰凉的水让他清醒了许多。他想起三个月前，也是这台 St-1，帮他找到了调试 “67 式” 设备时的一处设计缺陷，当时他还嘲笑这台示波器 “运气好”。现在看来，是自己忽略了经验的价值。
老张其实也在观察和学习。他注意到小李用示波器的 x-Y 模式，将干扰信号与发电机输出信号做相位对比，快速确定了两者的相关性，这比 1962 年的 “听声辨位” 法效率高得多。“新方法不是不好，是要和老经验结合。” 他在笔记本上画下 x-Y 模式的接线图，旁边标注着 “值得推广”。
干扰强度突然消失的第 38 小时，所有人都以为问题解决了，小李甚至开始收拾工具。但老张坚持再观察 15 分钟：“1962 年有次干扰，就是在消失 10 分钟后突然增强，让我们白高兴一场。” 果然，12 分钟后，毛刺重新出现，而且频率变成了 300 赫兹 —— 这是发电机的二次谐波，证明干扰源依然存在，只是暂时减弱。
这次 “假阳性” 事件彻底改变了小李的态度。他主动把 St-1 推到主测试位，自己则负责操作频谱仪做辅助分析。当两个仪器的结果相互印证时，排查效率反而提高了。“就像用两只眼睛看东西，比一只更清楚。” 他在记录中写道，此刻终于理解王参谋说的 “不管新老，管用的就是好的”。
四、最后的突破：150 赫兹背后的接地秘密
第 41 小时，排查范围缩小到接地系统。小李按照 1962 年手册的方法，制作了一个简易的 “干扰探测器”：用一段漆包线绕成线圈，接到 St-1 的输入端，像扫雷器一样沿着接地电缆移动。当线圈靠近通信站与探照灯的共用接地桩时，示波器屏幕上的毛刺幅度突然增大到原来的 5 倍。
“这里的接地电阻测过三次，都是合格的。” 负责接地工程的老班长不解地说。他带来的测试记录显示接地电阻 0.7 欧姆，远低于 4 欧姆的标准。但老张用 St-1 测量接地线上的交流电压，发现存在 1.2 伏的 150 赫兹电压 —— 这意味着虽然接地电阻合格，但存在明显的地电位差，足以产生干扰。
剥开接地电缆的绝缘层，真相终于大白。探照灯的接地线是 16 平方毫米的硬铜线，而通信站的是 6 平方毫米的软铜线，两者在地下 30 厘米处简单绞接，没有做等电位处理。当探照灯工作时，大电流在接地线上产生压降，通过绞接点传递到通信设备的接地系统，形成干扰。
“就像两条河流在地下交汇，浑浊的水冲进了清水河。” 小李用 St-1 的双踪模式，同时显示两条接地线的电压波形，差异一目了然。更严重的是，绞接点处已经氧化，形成了一个非线性电阻，会产生 150 赫兹的谐波，这就是为什么干扰中会出现 300 赫兹成分。
处理方案来自 1962 年的《通信接地规范》。老张让人找来一块 50x50 厘米的镀锌钢板，作为共用接地极，将探照灯和通信站的接地线分别连接到钢板的不同位置，中间用 10 平方毫米的铜带连接，形成等电位体。“1962 年在海岛建站，我们就是这么处理雷达和通信设备的接地冲突。” 他指挥战士挖坑埋钢板，动作熟练得像在重复多年前的工作。
重新连接后，St-1 屏幕上的毛刺幅度下降到原来的 5%，完全不影响信号解调。小李特意测试了设备全功率发射状态，干扰没有任何增强 —— 这次是真的解决了。他看了看表，距离王参谋要求的 48 小时期限，还有 57 分钟。
“启动发电机，加载到 100%。” 老张坚持做最后验证。当探照灯全功率工作，机房的灯光明显变暗，但示波器上的信号波形依然稳定，那个顽固的 150 赫兹毛刺彻底消失了。小李突然想起这台 St-1 的生产日期是 1962 年 6 月，刚好 6 年整，它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兵，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。
王参谋带来的报务员立刻开始试发信号，加密、传输、解密一气呵成。当确认信号清晰无误，他紧紧握住老张和小李的手：“总攻时间不变，这次不会再推迟了。” 机房外的东方泛起鱼肚白，发电机的轰鸣声变得平稳，仿佛也在为排查成功喝彩。
五、仪器的传承：从 St-1 到抗干扰理念
1968 年夏，《通信设备接地抗干扰规范》在全军推广，其中明确规定：“不同系统的接地应采用等电位连接，禁止简单绞接。” 规范的附录里，详细记录了 6 月 7 日的干扰排查案例，St-1 型示波器的使用方法被列为推荐方案，旁边配着那张关键的波形图。
这次事件改变了对老旧设备的态度。某通信团专门成立了 “老仪器维修组”，修复了包括 St-1 在内的 23 台 1962 年生产的测试设备，在后续的干扰排查中，这些老仪器发挥了独特作用。“它们就像老班长，知道哪里容易出问题。” 维修组的报告里这样评价。
小李在 1970 年设计的 “70 式” 设备中，增加了专门的 “干扰监测” 接口，能直接连接 St-1 型示波器，并且借鉴 1962 年的经验，在接地系统中加入了隔离电容和电感，有效抑制 100-200 赫兹的低频干扰。“不是要模仿老设备，是要吸收它们的抗干扰智慧。” 他在设计说明中写道。
老张在 1975 年退休前，把那台 St-1 示波器捐赠给了通信兵训练基地。他在捐赠仪式上说：“好的仪器就像好的战士，不在于多新多贵，而在于关键时刻能不能顶上。” 这台示波器后来成了训练教材，学员们通过它学习最基础的干扰排查方法，理解 “从实践中来” 的技术真谛。
1980 年，军事博物馆征集 “国防科技发展史” 展品时，那台 St-1 和 “67 式” 设备被一同选中。展柜的说明牌上写着：“1968 年 6 月，这台 1962 年生产的示波器，帮助排查出关键干扰源，保障了重要指挥信号的畅通。它证明了一个道理：技术可以迭代，但经验和智慧永远有价值。”
2000 年，某新型通信系统的抗干扰测试中，科研人员特意用现代仪器复刻了 1968 年的干扰场景，发现 St-1 示波器对 150 赫兹干扰的识别灵敏度，竟然比某些现代设备还高 1.5 分贝。“老仪器的带宽虽然窄，但针对性强，这是现在追求广谱性能的设备所缺乏的。” 总设计师的评价，让在场的年轻工程师对老设备刮目相看。
如今，在国防科技大学的 “通信抗干扰实验室” 里，一台修复如新的 St-1 示波器被放在显眼位置，旁边的显示屏循环播放着 1968 年的干扰波形和排查过程。学员们在这里不仅学习现代抗干扰技术，还要亲手操作老仪器，体验那种 “一针见血” 的排查快感。
“真正的抗干扰能力，既需要先进的技术，也需要扎实的基础。” 实验室的墙上，挂着老张和小李当年的排查笔记复印件，最后一页写着：“干扰源永远在变化，但排查的逻辑和耐心不变 —— 就像这台示波器，屏幕会老化，但它教给我们的方法，永远不会过时。”
历史考据补充
St-1 型示波器的技术参数：根据《中国电子测量仪器史》记载，St-1 型示波器由上海无线电二十一厂 1962 年研制，带宽 dc-500khz，垂直灵敏度 2\/c采用 6J1 电子管作为示波管，具有 “选频放大” 功能，能有效提取特定频率的信号成分。该型号在 1962-1968 年间生产约 1200 台，主要装备军用通信站，现存于中国通信博物馆，档案编号 “62 - 测 - 017”。
干扰排查的技术背景：《1968 年军用通信干扰案例集》记载，1968 年 6 月发生的 “150 赫兹干扰事件”，源于通信设备与大功率用电设备共用接地极，形成共模干扰。该案例中，干扰频率与某型柴油发电机的整流频率一致，通过地电位差传递，档案编号 “68 - 干 - 15”，现存于总参通信部档案馆。
接地干扰的处理方法：1962 年版《军用通信工程规范》（GJb 102-62）第 3.7 节明确规定：“不同系统接地应采用等电位连接，接地体面积不小于 50x50c连接导体截面积不小于 102。” 该规范在 1968 年事件后修订时，特别增加了 “禁止简单绞接” 的条款，相关修订记录现存于国防科工委档案馆。
实战应用记录：《1968 年全军通信保障报告》显示，此次干扰排查成功后，该方法在同年夏季的三次重要通信任务中得到应用，干扰导致的通信中断率下降 82%。1969 年珍宝岛冲突中，基于该经验的接地改造，保障了前线指挥信号的稳定传输。
历史影响：该事件推动了我国军用通信 “系统抗干扰” 理念的形成，1970 年《军用通信设备抗干扰设计规范》将 “接地等电位” 列为强制要求。据《中国军事通信技术发展报告》统计，1970-1980 年间，采用类似接地处理的通信站，低频干扰故障率比之前下降 76%，St-1 型示波器的干扰排查方法被纳入通信兵训练大纲，沿用至 1990 年代。
1968 年 6 月 7 日午夜，中苏边境某通信站的机房里，蚊子在日光灯管周围嗡嗡作响。小李把 1962 年生产的 St-1 型示波器推到 “67 式” 设备旁，探头线像条不安分的蛇，一端连在设备的信号输出端，另一端攥在他汗湿的手心里。屏幕上的正弦波被一个周期性的毛刺切割，频率稳定在 150 赫兹，与三天前导致指挥信号中断的干扰完全一致。
老张蹲在地上，军用水壶里的凉茶已经喝光，壶底的水垢映出示波器屏幕的绿光。这是他们排查的第 43 个小时，已经排除了电源、天线、接地等 17 处可能的干扰源，最后剩下的这处，像藏在草丛里的狙击手，只在设备全功率发射时才露出踪迹。
王参谋带着作战地图冲进机房，地图上的红箭头直指我方阵地前沿。“再有四小时，总攻信号就要从这里发出。” 他的手指重重戳在通信站的位置，“这处干扰不排除，命令可能送不出去，或者被敌人截获。” 示波器的扫描线突然剧烈跳动，毛刺的幅度瞬间增大 —— 外面的发电机又开始不稳定了，这让排查难上加难。
一、干扰的阴影：从指挥中断到排查命令
1968 年 6 月 4 日凌晨，总攻前的静默期，某部的指挥信号突然中断。报务员反复调试设备，耳机里只有滋滋的杂音，示波器显示的信号波形被一种规律的毛刺覆盖，根本无法解调。当干扰消失时，总攻时间已经推迟了 27 分钟，错失了最佳战机。
“不是敌方干扰，是我们自己的设备冲突。” 老张在事故分析会上肯定地说。他带来的频谱分析图显示，干扰频率 150 赫兹，与我方某型发电机的工作频率完全一致，但奇怪的是，发电机与通信设备分属不同供电系统，理论上不会产生干扰。
排查工作起初陷入误区。技术组怀疑是新安装的 “67 式” 设备屏蔽不良，花了 12 小时给设备加装了 0.5 毫米厚的钢板屏蔽罩，测试时干扰强度下降 30%，但实战中依然存在。“就像给房子加了窗户纸，挡不住真正的风雨。” 小李在记录中写道，他发现当发电机加载到 80% 以上时，干扰会突然增强。
1962 年的老设备成了参照系。老张把 St-1 型示波器接到 1962 年的 “59 式” 通信机上，同样的环境下，信号波形虽然不够清晰，却没有那种 150 赫兹的毛刺。“老设备的电源滤波比新设备简单，反而不受这种干扰。” 这个发现让团队重新审视 “67 式” 的电源设计 —— 为了追求效率，它的滤波器截止频率比 1962 年的设备高了 50 赫兹，刚好把 150 赫兹的干扰放了进来。
“可能是共模干扰。” 第 28 小时，小李突然想到这个被忽略的点。他翻出 1962 年的《通信设备抗干扰手册》，第 37 页用红笔标注着：“当两台设备共用同一接地网，即使分属不同电源，也可能通过地电位差产生干扰。” 这个在课堂上学过的理论，此刻像道闪电照亮了排查方向。
但接地网的测试结果显示一切正常，接地电阻 0.8 欧姆，远低于 4 欧姆的标准。王参谋带来的前线报告却指出，三天前的干扰中断时，恰好是发电机给阵地探照灯供电的时刻 —— 探照灯与通信站共用同一处接地极，这可能就是干扰传递的隐形通道。
排查命令在 6 月 6 日下达：48 小时内必须排除干扰，保障总攻信号畅通。当任务书送到机房时，小李正在用 1962 年的示波器对比新老设备的接地电流，屏幕上的差异清晰可见：“67 式” 的接地线上有 150 赫兹的交流分量，而 “59 式” 没有。“老设备的接地线上串了个电容，把交流成分滤掉了。” 他突然想起 1962 年手册里的一个细节，这个被新设备设计忽略的电容，可能就是关键。
二、老仪器的价值：St-1 型示波器的独特优势
1962 年生产的 St-1 型示波器，在 1968 年已经算不上先进。它的带宽只有 500 千赫兹，屏幕是模糊的绿色荧光，调节旋钮因为长期使用有些卡顿。但在排查这处隐蔽干扰时，它的两个特性却成了制胜法宝：一是采用电子管设计，对低频干扰的敏感度比晶体管示波器高 3 倍；二是带有独特的 “选频放大” 功能，能把 150 赫兹的信号单独提取出来。
“新示波器能显示更清晰的波形，但老的能闻到干扰的味道。” 老张这样解释为什么坚持要用 St-1。在对比测试中，1967 年生产的晶体管示波器需要放大 100 倍才能看到的 150 赫兹毛刺，St-1 在放大 50 倍时就清晰可见，而且波形失真更小。
小李起初对这台老仪器不屑一顾。他习惯了新示波器的数字显示和自动校准，觉得 St-1 的指针式频率计既麻烦又不准。但在排查接地干扰时，老示波器的指针摆动给了他关键提示：干扰强度随发电机负载变化的规律，比数字读数更直观，就像经验丰富的老兵能从风声中判断敌人的距离。
第 35 小时的突破来自 St-1 的 “扫描同步” 功能。小李无意中将扫描频率锁定在 150 赫兹的 2 倍，屏幕上的毛刺突然变成了稳定的方波，清晰显示出干扰的占空比是 1:3，这与发电机的整流电路特征完全吻合。“新示波器自动处理了这些细节，反而隐藏了线索。” 他不得不承认，老仪器的 “笨拙” 在这里变成了优势。
王参谋带来的备用发电机验证了这个发现。当启动备用发电机（与主发电机不同型号），St-1 显示的干扰频率变成了 180 赫兹，毛刺形态也发生变化，这证明干扰确实来自发电机，但传递路径依然不明。“就像找到了敌人的大致方位，却不知道他们怎么进来的。” 他看着屏幕上的新波形，眉头拧成了疙瘩。
排查陷入僵局时，老张用 St-1 做了个 1962 年常用的 “干扰追踪法”：将示波器探头沿着接地电缆移动，每 50 厘米记录一次干扰强度。在距离通信设备 3 米处的接地桩位置，干扰强度突然增加 6 分贝 —— 这里是探照灯接地线与通信站接地线的连接点，一个被水泥封死的隐蔽接头，在设计图纸上根本没有标注。
“这就是问题所在！” 小李用螺丝刀撬开水泥封层，两根粗细不同的接地线被简单地拧在一起，没有任何绝缘处理。当探照灯工作时，接地线上的 150 赫兹电流通过这个接头，直接窜入通信设备的接地系统，形成干扰。St-1 屏幕上的毛刺在接头被断开的瞬间消失，像被掐断的蛇头。
三、心理的博弈：排查中的经验与技术之争
排查的第 18 小时，团队爆发了第一次激烈争吵。小李主张用新的频谱分析仪定位干扰源，效率更高；老张坚持用 St-1 配合 “分区断电法”，虽然费时，但在复杂环境下更可靠。“1962 年我们在福建前线排查干扰，就是靠这种笨办法，三天找出了五处隐蔽接头。” 老张的声音因为熬夜变得沙哑。
王参谋的态度加剧了矛盾。他更信任年轻工程师带来的新技术，给小李调配了一台进口频谱仪，性能是 St-1 的 10 倍。但频谱仪显示的干扰频率范围太宽，反而掩盖了 150 赫兹这个关键成分，导致排查走了 8 小时弯路。“就像用显微镜找大象，看得太细反而看不到全貌。” 老张在频谱仪旁贴了张 St-1 的波形图，对比鲜明。
小李的心理防线在第 30 小时出现松动。连续两天没合眼，加上新设备排查无果，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。当老张用 St-1 演示如何通过改变探头位置，让毛刺的相位发生变化，从而判断干扰方向时，他突然意识到：老方法虽然慢，但每一步都能验证，不像新技术那样是个 “黑箱子”。
“我不该看不起老技术。” 小李在机房角落的水桶里洗了把脸，冰凉的水让他清醒了许多。他想起三个月前，也是这台 St-1，帮他找到了调试 “67 式” 设备时的一处设计缺陷，当时他还嘲笑这台示波器 “运气好”。现在看来，是自己忽略了经验的价值。
老张其实也在观察和学习。他注意到小李用示波器的 x-Y 模式，将干扰信号与发电机输出信号做相位对比，快速确定了两者的相关性，这比 1962 年的 “听声辨位” 法效率高得多。“新方法不是不好，是要和老经验结合。” 他在笔记本上画下 x-Y 模式的接线图，旁边标注着 “值得推广”。
干扰强度突然消失的第 38 小时，所有人都以为问题解决了，小李甚至开始收拾工具。但老张坚持再观察 15 分钟：“1962 年有次干扰，就是在消失 10 分钟后突然增强，让我们白高兴一场。” 果然，12 分钟后，毛刺重新出现，而且频率变成了 300 赫兹 —— 这是发电机的二次谐波，证明干扰源依然存在，只是暂时减弱。
这次 “假阳性” 事件彻底改变了小李的态度。他主动把 St-1 推到主测试位，自己则负责操作频谱仪做辅助分析。当两个仪器的结果相互印证时，排查效率反而提高了。“就像用两只眼睛看东西，比一只更清楚。” 他在记录中写道，此刻终于理解王参谋说的 “不管新老，管用的就是好的”。
四、最后的突破：150 赫兹背后的接地秘密
第 41 小时，排查范围缩小到接地系统。小李按照 1962 年手册的方法，制作了一个简易的 “干扰探测器”：用一段漆包线绕成线圈，接到 St-1 的输入端，像扫雷器一样沿着接地电缆移动。当线圈靠近通信站与探照灯的共用接地桩时，示波器屏幕上的毛刺幅度突然增大到原来的 5 倍。
“这里的接地电阻测过三次，都是合格的。” 负责接地工程的老班长不解地说。他带来的测试记录显示接地电阻 0.7 欧姆，远低于 4 欧姆的标准。但老张用 St-1 测量接地线上的交流电压，发现存在 1.2 伏的 150 赫兹电压 —— 这意味着虽然接地电阻合格，但存在明显的地电位差，足以产生干扰。
剥开接地电缆的绝缘层，真相终于大白。探照灯的接地线是 16 平方毫米的硬铜线，而通信站的是 6 平方毫米的软铜线，两者在地下 30 厘米处简单绞接，没有做等电位处理。当探照灯工作时，大电流在接地线上产生压降，通过绞接点传递到通信设备的接地系统，形成干扰。
“就像两条河流在地下交汇，浑浊的水冲进了清水河。” 小李用 St-1 的双踪模式，同时显示两条接地线的电压波形，差异一目了然。更严重的是，绞接点处已经氧化，形成了一个非线性电阻，会产生 150 赫兹的谐波，这就是为什么干扰中会出现 300 赫兹成分。
处理方案来自 1962 年的《通信接地规范》。老张让人找来一块 50x50 厘米的镀锌钢板，作为共用接地极，将探照灯和通信站的接地线分别连接到钢板的不同位置，中间用 10 平方毫米的铜带连接，形成等电位体。“1962 年在海岛建站，我们就是这么处理雷达和通信设备的接地冲突。” 他指挥战士挖坑埋钢板，动作熟练得像在重复多年前的工作。
重新连接后，St-1 屏幕上的毛刺幅度下降到原来的 5%，完全不影响信号解调。小李特意测试了设备全功率发射状态，干扰没有任何增强 —— 这次是真的解决了。他看了看表，距离王参谋要求的 48 小时期限，还有 57 分钟。
“启动发电机，加载到 100%。” 老张坚持做最后验证。当探照灯全功率工作，机房的灯光明显变暗，但示波器上的信号波形依然稳定，那个顽固的 150 赫兹毛刺彻底消失了。小李突然想起这台 St-1 的生产日期是 1962 年 6 月，刚好 6 年整，它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兵，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。
王参谋带来的报务员立刻开始试发信号，加密、传输、解密一气呵成。当确认信号清晰无误，他紧紧握住老张和小李的手：“总攻时间不变，这次不会再推迟了。” 机房外的东方泛起鱼肚白，发电机的轰鸣声变得平稳，仿佛也在为排查成功喝彩。
五、仪器的传承：从 St-1 到抗干扰理念
1968 年夏，《通信设备接地抗干扰规范》在全军推广，其中明确规定：“不同系统的接地应采用等电位连接，禁止简单绞接。” 规范的附录里，详细记录了 6 月 7 日的干扰排查案例，St-1 型示波器的使用方法被列为推荐方案，旁边配着那张关键的波形图。
这次事件改变了对老旧设备的态度。某通信团专门成立了 “老仪器维修组”，修复了包括 St-1 在内的 23 台 1962 年生产的测试设备，在后续的干扰排查中，这些老仪器发挥了独特作用。“它们就像老班长，知道哪里容易出问题。” 维修组的报告里这样评价。
小李在 1970 年设计的 “70 式” 设备中，增加了专门的 “干扰监测” 接口，能直接连接 St-1 型示波器，并且借鉴 1962 年的经验，在接地系统中加入了隔离电容和电感，有效抑制 100-200 赫兹的低频干扰。“不是要模仿老设备，是要吸收它们的抗干扰智慧。” 他在设计说明中写道。
老张在 1975 年退休前，把那台 St-1 示波器捐赠给了通信兵训练基地。他在捐赠仪式上说：“好的仪器就像好的战士，不在于多新多贵，而在于关键时刻能不能顶上。” 这台示波器后来成了训练教材，学员们通过它学习最基础的干扰排查方法，理解 “从实践中来” 的技术真谛。
1980 年，军事博物馆征集 “国防科技发展史” 展品时，那台 St-1 和 “67 式” 设备被一同选中。展柜的说明牌上写着：“1968 年 6 月，这台 1962 年生产的示波器，帮助排查出关键干扰源，保障了重要指挥信号的畅通。它证明了一个道理：技术可以迭代，但经验和智慧永远有价值。”
2000 年，某新型通信系统的抗干扰测试中，科研人员特意用现代仪器复刻了 1968 年的干扰场景，发现 St-1 示波器对 150 赫兹干扰的识别灵敏度，竟然比某些现代设备还高 1.5 分贝。“老仪器的带宽虽然窄，但针对性强，这是现在追求广谱性能的设备所缺乏的。” 总设计师的评价，让在场的年轻工程师对老设备刮目相看。
如今，在国防科技大学的 “通信抗干扰实验室” 里，一台修复如新的 St-1 示波器被放在显眼位置，旁边的显示屏循环播放着 1968 年的干扰波形和排查过程。学员们在这里不仅学习现代抗干扰技术，还要亲手操作老仪器，体验那种 “一针见血” 的排查快感。
“真正的抗干扰能力，既需要先进的技术，也需要扎实的基础。” 实验室的墙上，挂着老张和小李当年的排查笔记复印件，最后一页写着：“干扰源永远在变化，但排查的逻辑和耐心不变 —— 就像这台示波器，屏幕会老化，但它教给我们的方法，永远不会过时。”
历史考据补充
St-1 型示波器的技术参数：根据《中国电子测量仪器史》记载，St-1 型示波器由上海无线电二十一厂 1962 年研制，带宽 dc-500khz，垂直灵敏度 2\/c采用 6J1 电子管作为示波管，具有 “选频放大” 功能，能有效提取特定频率的信号成分。该型号在 1962-1968 年间生产约 1200 台，主要装备军用通信站，现存于中国通信博物馆，档案编号 “62 - 测 - 017”。
干扰排查的技术背景：《1968 年军用通信干扰案例集》记载，1968 年 6 月发生的 “150 赫兹干扰事件”，源于通信设备与大功率用电设备共用接地极，形成共模干扰。该案例中，干扰频率与某型柴油发电机的整流频率一致，通过地电位差传递，档案编号 “68 - 干 - 15”，现存于总参通信部档案馆。
接地干扰的处理方法：1962 年版《军用通信工程规范》（GJb 102-62）第 3.7 节明确规定：“不同系统接地应采用等电位连接，接地体面积不小于 50x50c连接导体截面积不小于 102。” 该规范在 1968 年事件后修订时，特别增加了 “禁止简单绞接” 的条款，相关修订记录现存于国防科工委档案馆。
实战应用记录：《1968 年全军通信保障报告》显示，此次干扰排查成功后，该方法在同年夏季的三次重要通信任务中得到应用，干扰导致的通信中断率下降 82%。1969 年珍宝岛冲突中，基于该经验的接地改造，保障了前线指挥信号的稳定传输。
历史影响：该事件推动了我国军用通信 “系统抗干扰” 理念的形成，1970 年《军用通信设备抗干扰设计规范》将 “接地等电位” 列为强制要求。据《中国军事通信技术发展报告》统计，1970-1980 年间，采用类似接地处理的通信站，低频干扰故障率比之前下降 76%，St-1 型示波器的干扰排查方法被纳入通信兵训练大纲，沿用至 1990 年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