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那咱们就为大齐的将来，议议事情吧。”
首先呈上的，是关于荆州的战事。这一年的王琳活跃异常，或者找个更具体的原因：由于齐、周都专注于内务，各自都在处理新主登基的事情，将舞台让给了南方二国。
齐国作为最强之国，正在新君平定内患，平稳掌权的过程里，整个国家宛如沉睡的雄狮，这种时候千万不能打扰，否则就要承受清醒的雄狮之怒了。
但齐国的扩张又不能不扼制，那么作为齐国狗腿的王琳，就成为了周陈共同的目标——没有《三国演义》，就亲自表演三国志。
原先历史上的560年，王琳已经被打败，带着残部投奔齐国，孙瑒降陈，陈国得到郢州等长江中游之地，与周国和西梁对峙；八月中旬，周将贺若敦率领部众一万进犯武陵，陈国武州刺史吴明彻退回巴陵，而后陈太尉侯瑱兵逼湘州，与贺若敦交战，之后到九月，周军还要调集大军继续逼近。
但现在王琳还在，而且在高殷的命令下，高涣与慕容俨阻止了他和陈军的决战，或者说送人头行为，这就使得荆州东南部与长江中游都在王琳的治下，像是一根铁刺，扎走了萧詧、扎在陈国与周国之间。
这导致历史上针锋相对的周陈双方，反而同时对这不该存在的第四国发起攻击，王琳腹背受敌，岌岌可危。
“又是来求援兵的啊。”高殷轻叹一声，收起奏表，“卿等意见如何？”
齐国诸臣讨论起来，对于至尊在二月时对南国的战事干预，他们倒没有太多的反对。齐人向来是不重视南方的，也不希望王琳和陈国哪一方做大，像现在保持均势最符合齐国的利益，所以至尊的干涉无可指摘；
但既然做出了干预，表达了自己对王琳这个残梁政权的控制权，那在附庸国受难时，也要表现出自己作为宗主国的担当，否则人家凭什么跟你混？没准王琳头脑一发热，直接投周或跟陈和解，齐国反而失去了一颗重要棋子。
因此诸臣的意见倒是很明确：应当出兵援助王琳，理由也非常符合齐国的战略需要。
高长恭出列：“启奏至尊。臣以为，王琳受命朝廷，镇守郢湘，今克复荆州，为至尊守御疆场，掣肘敌国，其功实不可没。今周陈二国合兵来犯，王琳孤军难支。出于道义，我大齐应当施以援手；以国利观之，坐视其败，则周陈既除肘腋之患，必更定盟修好，合力谋我。且南朝正统，若尽归陈氏，恐非国家之福。”
高长恭除了当任天策上将，还领五兵尚书之职，相当于齐国国防部长，要等到隋代才改名为兵部尚书。
原先的五兵尚书是崔昂，和高德政、杨愔、魏收并列天保年间四位最受信用的汉人大臣，高洋还曾指着崔昂、尉瑾、司马子瑞三人对高殷说“此是国家柱石，汝宜记之”。
但他年少时与杨愔不和，还和杨愔的政敌高德政是中表亲戚，历史上高洋杀死了高德政，因此在自己驾崩前曾让崔昂兼任尚书右仆射的职务，作为高德政的下位代替，但现在的时间里高德政未死，崔昂也就没被提拔。
而在高洋死后、高殷在晋阳坐镇，没回邺城的那段时间，崔昂作为高德政的亲党，被杨愔狠狠打压，免去了五兵尚书的职位，高殷为了不激化自己阵营的内部矛盾，也就默认了这个结果，顺便将五兵尚书的职位给予了高长恭。
杨愔在年初被高殷废掉，崔昂便重新获得启用，先转祠部尚书，而后在五月份担当了高殷设置的新官——江淮水陆转运使。
北齐的行政区划是州郡县三级制，现在是齐国最强盛的时期，河北辖有三十七州，河南辖有三十九州，淮南地区有二十九州，共计一百零五州；其中淮南地区本来不是齐国所有，是趁着侯景之乱南伐，狂捞的一大片流着奶与蜜的肥地。
辛术夺取后，就移治广陵城，坐镇东广州，他死后，就换成了高淹坐镇，高涣则在秦州驻扎，听候调遣。
就是在这样与陈国胶着拉扯、策应王琳的战时格局下，齐廷想要直接领导前线战区，并且进行有效监督是很困难的，因此高殷设置了转运司，任命崔昂为江淮水陆转运使，正如其官名，淮南二十九州的财谷调配全部由崔昂支配，他甚至能够越过高淹，直接调令各地官员开启府库。
这么庞大的权力，傻子才会全部给出去，因此随着崔昂一起行动的，还有中央保安寺的不良人，他们负责保护转运使，以及在淮南各州建立不良人府署。
原先唐宋的转运使集监察与转输于一身，就具备了干预州县行政事务的能力，之后又进一步稽察管内刑狱，获得了干涉地方司法的能力，这样转运使就可以全面且直接的干预所有地方事务，在事实上就成为了地方最高层行政长官。
对一个处于上升期的王朝而言，这种地区军政结构的重新建设其实是有利于国家的，腐败和冗官那是后面的事情，至少在扩张的战时，这一套能够有效稳定的吸纳本地人丁和赋税，更快地恢复生产、组建军队、强化统治，为一统天下积蓄力量。
不过这就极其考验这个转运使的才能，如果他有着经天纬地之才，不难将自己变成曹操、侯景，可若是个废物点心，那整个地区也就全部拉胯完了，毕竟权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
而且淮南本就是意外所得的财富，更不适合现在就将其凝结成一个团体，虽然有助于催生新生的南人汉将基本盘，但高殷已经坐稳了皇位，不需要搞得这么分裂，将来还要拆散打压。
因此适当的分权是必要的，不良人作为中央的监察机构，在地方设立府署，分走了转运使的监察和刑狱职责。
如此一来，平阳王高淹作为淮南经略使、淮南道行台尚书，掌管最高的行政权，江淮水路转运使崔昂掌管淮南的财权，高涣、慕容俨等将领握有兵权和前线指挥权，不良人拥有监督权，四方都有权力，同时因为高殷启用了密折制度，四方都有着直接向高殷写小作文打报告的权力，既不能过分压制某一方，又不会过于受委屈，哪一方要生乱，剩下的三方都能及时反应，至少能将消息传递到齐廷去，达成了微妙的政治平衡。
将来再利用起赵匡胤的更戍法，将一批批鲜卑二三线将领、勋贵子弟派遣去淮南服役，拆散晋阳的鲜卑力量、稀释他们的成分，就能让整个齐国的鲜汉矛盾更加缓和一些，创作《三国演义》、《后汉演义》的意义也就在此浮现了，用评书戏文和佛教信仰的力量，让全国各地的底层士兵对齐主的天命所归有所认识，让他们脱离熟悉的环境，就会让他们更容易抓住熟悉的事物。
当年的赤旗能够闪耀神州，文艺宣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，要让士兵们对军伍产生感情，要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使命，知道是为了天下苍生而奋战。有钱的军队和有信仰的军队，哪一个更强不好说，但两个都有的，肯定战斗力不会弱。
首先呈上的，是关于荆州的战事。这一年的王琳活跃异常，或者找个更具体的原因：由于齐、周都专注于内务，各自都在处理新主登基的事情，将舞台让给了南方二国。
齐国作为最强之国，正在新君平定内患，平稳掌权的过程里，整个国家宛如沉睡的雄狮，这种时候千万不能打扰，否则就要承受清醒的雄狮之怒了。
但齐国的扩张又不能不扼制，那么作为齐国狗腿的王琳，就成为了周陈共同的目标——没有《三国演义》，就亲自表演三国志。
原先历史上的560年，王琳已经被打败，带着残部投奔齐国，孙瑒降陈，陈国得到郢州等长江中游之地，与周国和西梁对峙；八月中旬，周将贺若敦率领部众一万进犯武陵，陈国武州刺史吴明彻退回巴陵，而后陈太尉侯瑱兵逼湘州，与贺若敦交战，之后到九月，周军还要调集大军继续逼近。
但现在王琳还在，而且在高殷的命令下，高涣与慕容俨阻止了他和陈军的决战，或者说送人头行为，这就使得荆州东南部与长江中游都在王琳的治下，像是一根铁刺，扎走了萧詧、扎在陈国与周国之间。
这导致历史上针锋相对的周陈双方，反而同时对这不该存在的第四国发起攻击，王琳腹背受敌，岌岌可危。
“又是来求援兵的啊。”高殷轻叹一声，收起奏表，“卿等意见如何？”
齐国诸臣讨论起来，对于至尊在二月时对南国的战事干预，他们倒没有太多的反对。齐人向来是不重视南方的，也不希望王琳和陈国哪一方做大，像现在保持均势最符合齐国的利益，所以至尊的干涉无可指摘；
但既然做出了干预，表达了自己对王琳这个残梁政权的控制权，那在附庸国受难时，也要表现出自己作为宗主国的担当，否则人家凭什么跟你混？没准王琳头脑一发热，直接投周或跟陈和解，齐国反而失去了一颗重要棋子。
因此诸臣的意见倒是很明确：应当出兵援助王琳，理由也非常符合齐国的战略需要。
高长恭出列：“启奏至尊。臣以为，王琳受命朝廷，镇守郢湘，今克复荆州，为至尊守御疆场，掣肘敌国，其功实不可没。今周陈二国合兵来犯，王琳孤军难支。出于道义，我大齐应当施以援手；以国利观之，坐视其败，则周陈既除肘腋之患，必更定盟修好，合力谋我。且南朝正统，若尽归陈氏，恐非国家之福。”
高长恭除了当任天策上将，还领五兵尚书之职，相当于齐国国防部长，要等到隋代才改名为兵部尚书。
原先的五兵尚书是崔昂，和高德政、杨愔、魏收并列天保年间四位最受信用的汉人大臣，高洋还曾指着崔昂、尉瑾、司马子瑞三人对高殷说“此是国家柱石，汝宜记之”。
但他年少时与杨愔不和，还和杨愔的政敌高德政是中表亲戚，历史上高洋杀死了高德政，因此在自己驾崩前曾让崔昂兼任尚书右仆射的职务，作为高德政的下位代替，但现在的时间里高德政未死，崔昂也就没被提拔。
而在高洋死后、高殷在晋阳坐镇，没回邺城的那段时间，崔昂作为高德政的亲党，被杨愔狠狠打压，免去了五兵尚书的职位，高殷为了不激化自己阵营的内部矛盾，也就默认了这个结果，顺便将五兵尚书的职位给予了高长恭。
杨愔在年初被高殷废掉，崔昂便重新获得启用，先转祠部尚书，而后在五月份担当了高殷设置的新官——江淮水陆转运使。
北齐的行政区划是州郡县三级制，现在是齐国最强盛的时期，河北辖有三十七州，河南辖有三十九州，淮南地区有二十九州，共计一百零五州；其中淮南地区本来不是齐国所有，是趁着侯景之乱南伐，狂捞的一大片流着奶与蜜的肥地。
辛术夺取后，就移治广陵城，坐镇东广州，他死后，就换成了高淹坐镇，高涣则在秦州驻扎，听候调遣。
就是在这样与陈国胶着拉扯、策应王琳的战时格局下，齐廷想要直接领导前线战区，并且进行有效监督是很困难的，因此高殷设置了转运司，任命崔昂为江淮水陆转运使，正如其官名，淮南二十九州的财谷调配全部由崔昂支配，他甚至能够越过高淹，直接调令各地官员开启府库。
这么庞大的权力，傻子才会全部给出去，因此随着崔昂一起行动的，还有中央保安寺的不良人，他们负责保护转运使，以及在淮南各州建立不良人府署。
原先唐宋的转运使集监察与转输于一身，就具备了干预州县行政事务的能力，之后又进一步稽察管内刑狱，获得了干涉地方司法的能力，这样转运使就可以全面且直接的干预所有地方事务，在事实上就成为了地方最高层行政长官。
对一个处于上升期的王朝而言，这种地区军政结构的重新建设其实是有利于国家的，腐败和冗官那是后面的事情，至少在扩张的战时，这一套能够有效稳定的吸纳本地人丁和赋税，更快地恢复生产、组建军队、强化统治，为一统天下积蓄力量。
不过这就极其考验这个转运使的才能，如果他有着经天纬地之才，不难将自己变成曹操、侯景，可若是个废物点心，那整个地区也就全部拉胯完了，毕竟权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
而且淮南本就是意外所得的财富，更不适合现在就将其凝结成一个团体，虽然有助于催生新生的南人汉将基本盘，但高殷已经坐稳了皇位，不需要搞得这么分裂，将来还要拆散打压。
因此适当的分权是必要的，不良人作为中央的监察机构，在地方设立府署，分走了转运使的监察和刑狱职责。
如此一来，平阳王高淹作为淮南经略使、淮南道行台尚书，掌管最高的行政权，江淮水路转运使崔昂掌管淮南的财权，高涣、慕容俨等将领握有兵权和前线指挥权，不良人拥有监督权，四方都有权力，同时因为高殷启用了密折制度，四方都有着直接向高殷写小作文打报告的权力，既不能过分压制某一方，又不会过于受委屈，哪一方要生乱，剩下的三方都能及时反应，至少能将消息传递到齐廷去，达成了微妙的政治平衡。
将来再利用起赵匡胤的更戍法，将一批批鲜卑二三线将领、勋贵子弟派遣去淮南服役，拆散晋阳的鲜卑力量、稀释他们的成分，就能让整个齐国的鲜汉矛盾更加缓和一些，创作《三国演义》、《后汉演义》的意义也就在此浮现了，用评书戏文和佛教信仰的力量，让全国各地的底层士兵对齐主的天命所归有所认识，让他们脱离熟悉的环境，就会让他们更容易抓住熟悉的事物。
当年的赤旗能够闪耀神州，文艺宣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，要让士兵们对军伍产生感情，要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使命，知道是为了天下苍生而奋战。有钱的军队和有信仰的军队，哪一个更强不好说，但两个都有的，肯定战斗力不会弱。